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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NGO:不同的起源、变化着的性质和全球化趋势

2008-07-04 10:05:16  来源:2005年2月No.22  作者:Nick Young    点击数量:1547

“非政府组织”(NGO)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可笑的词汇之一。它涵盖了数量如此众多又千差万别的机构,不禁让人迷惑。这种称呼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将椅子、沙发、橱柜甚至电视机统称为“非桌子家具”一样。



那么,这么一个让人不解的词是怎样来的呢?关于“非政府组织”一词的起源,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杜撰了这个词。在联合国的词汇中,各会员国的政府机构被统称为“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Gos)。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联合国就开始邀请政府组织以外的其他类型的机构出席它的会议和活动,相应地,它需要一种简易的方式来指称这些机构,并最终采纳了“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s)这种叫法。一段时间后,一些存在已久但是从未想到自己属于这个范畴的机构开始自称为“非政府组织”;此后,在所谓的“结社革命”1中,全球成立了数以千万计的新机构,这个词也成为它们用来称呼自己的一个现成的标签。



这样一来,全球非政府组织社区十分宽泛,组成它的每个机构拥有各自的历史,彼此的价值观、想法、目标和工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它(全球非政府组织社区)是一片热带雨林,而不是一个大农场。”意即,它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只种植一到两种作物的农场。在很多观察者看来,这种多样性本身正是非政府组织领域内的重要力量和价值所在。



本文(以及本书)就是希望作为这片热带雨林——或者,至少是在已经播下种子、长出幼苗的中国的这片林子里——的简略指南。指南的目的有三,第一点,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和交流。自从中国推行开放国门的政策,出版了大量的关于国际商贸、教育和外交联系的中文信息,但是有关中国与国际NGO保持接触的信息相对匮乏,这本书正希望填补这块信息空白。此目的之二。我相信,与国际NGO的接触是中国融入外界的一个显著的、广泛的方面,尽管这一点直到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目的之三,也是与中国新兴的NGO和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即许多中国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试图创造出NGO的理论框架和合理性,例如,通过讨论政府、商业和第三部门2各自的作用。但是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尝试系统地将中国的非营利部门放入全球的、历史的背景中。中国的NGO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国家的NGO相似或者相异?国际NGO对中国正在兴起的NGO/非营利部门有着或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仅学者感兴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NGO从业者也必须考虑。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产生今天国际NGO大家庭的各种不同的历史传统。接下来对各种机构和它们各自的工作方式进行了简略的分类。再接下来谈到了NGO如何影响国际上对发展的看法。最后一部分简单地探讨了全球化的话题,以及在未来全球化可能会如何影响国际NGO的活动,反过来又如何被国际NGO的活动所影响。




国际发展NGO的起源和演变



通古方能晓今,因此值得我们去审视现代NGO的不同起源。首先介绍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背景的机构比较合适,因为它们的历史最久远,还与后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



基督教传统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教会在欧洲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和其他几大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教诲人们要行善、要有怜悯之心。基督教堂和修道院分发救助物资,同时还是学习和艺术的中心,甚至还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技术。(亚洲的佛教寺庙也扮演了非常类似的角色。)很久以后,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教会仍旧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发动当地的资源救助农村的穷人和患病者,还带头为工业革命造就的新兴城市人口提供一些以前没有的援助。而且,通过每周从信众中募款,教会确立了救济的传统。这是世俗的慈善机构经常性的捐献的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模版。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基督教世界几乎是罗马天主教会3的同义词。就像一支军队被划分成好几个师一样,天主教会也由若干不同的修会组成:圣芳济会、耶稣会等,每个修会都有自己的重点,但是天主教会仍然是一个单一的、联合的教会,承认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不过,从16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次大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抵抗教皇权威的新教教会的建立,尤其是在北欧地区。在英语里,“天主教”一词的意思是广泛的、普遍的,它原本是用来表明天主教会的普遍性,拥抱所有的信徒。“新教”一词来自动词“抗议”。除了在神学上的区别外,早期的新教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普世权力和财富。



在中国,尽管新教被官方视为独立的宗教,事实上,其内部一直都存在多个有差异的派别。它们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出各自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根据教义的差别被划分成或多或少的派别,一般的外人可能很难弄明白其中的差别。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与英国国教分离的各教派的新的牧师们挑战各个旧教派的教义和权威,新教教堂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许多非国教的基督徒逃到美国以免受宗教迫害,美国确是新教发展的沃土。



直到最近,基督教差不多所有教派才在这一点上取得高度统一:基督徒相信他们的信仰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他们有责任传播上帝的旨意。于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基督传教士们试图在其他地方建立和传播他们的信仰。当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开始时,天主教会是西班牙皇室的重要同伙。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教会为占领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让美洲人皈依基督以此拯救他们的灵魂。但是教会在传播信条的同时,也开始向当地社区传授欧洲的技术、文化和医学知识。许多传教士也设法维护当地人免受统治者的过度抢劫。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活动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圣经加火枪,天主教和新教争相在外国的土地上扎下自己的教堂,也建起了学校和医院,推广西方的种植、林业和建筑技术。



有时,这些努力主要针对的是最贫困的人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例如,19世纪一位比利时牧师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麻风病患者群体,后来他本人也不幸染上麻风。这本目录里介绍的达米恩基金会,就是按照这位创始人的意愿,始终为麻风病人服务的机构。一些基督徒到中国后多生活在贫困偏远的少数民族社区,比如中国西南部的苗族社区。但是基督徒也积极地介绍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院以及广州的中山大学都是在19世纪传教士办的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重开国门,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基督教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后殖民世界,对独立的民族国家有了更多的尊重,即使这种尊重尚不稳固。基督教已经比过去更加国际化,不再是欧洲或者西方独有的宗教。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原本由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基督信众的数量如今也大大地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信众的数量。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堂自身已经经历了某种“去殖民化”的过程,目前都由当地人来领导。这种去殖民化的过程刺激了新的神学流派的产生,如很多拉美天主教会支持的“自由化神学”,他们不仅为穷人们提供援助,还自觉地和穷人们一起与政治、经济压迫做斗争。



与此同时,最近几十年里,不同的信仰之间也有了亲善的迹象。为了推动教会联合,1949年成立的世界教会委员会现在已经吸纳了全球340个新教教派。也可以说,在大多数国家,今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容忍已经比500年前任何一个时段要多。而且,在很多地方,新生的“信仰交互”运动也正在探索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传统之间的共同点。



当然,也存在势力强大的、危险的逆反潜流:我们绝对没有看到任何宗教偏见和信仰交互冲突会终止的迹象。



但是,撇开这些大而严峻的主题不谈,我想强调的是,21世纪大多数的基督徒比早几个世纪前的传教士们更加尊重当地的文化和身份。今天的基督教,像其他主要宗教一样,仍旧是社会服务的一支主要催化剂,激发了许多个人捐款者、工作人员和机构开展国际救助和发展活动。(确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慷慨地向慈善事业贡献时间和金钱。)但是,由基督教激发的救助和发展行动,曾经和传播信仰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现在已经不再必然与之有关了。一些机构如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国际奥比斯、国际克里斯朵夫盲人协会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和服务精神,但是它们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针对某些社会目标的运作已然和宗教活动无关。许多教会或者教会联盟也成立了发展NGO,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些年的传教士协会。这些新的基督教机构可能特别想帮助与他们信仰相同的海外社区,但是他们也不排斥服务不同信仰者。他们一般不刻意地让无信仰者皈依,而是把教会的发展交给当地的代表。



描绘出一幅太过统一的景象是一种误导,也不能宣称现在的基督教会已经不再派遣传教士到海外去劝人皈依基督。不乏一些希望传播基督福音的人,的确也有些机构出于这个目的派人到中国来。这会导致官方怀疑一些公开承认基督教背景的发展NGO的动机。同时,有基督教背景但是只从事发展工作的一些机构经常担心它们的动机被误解。所有这些都营造出一种敏感的氛围,对建设性的合作没有好处。



和NGO界一样,基督徒和基督教背景的机构事实上也是非常宽泛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在一个教会内部,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很多教会内部根据对一些社会问题(如同性恋和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的不同看法被划分成不同的派别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面对这种复杂状况,比较谨慎的做法是不要根据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自己使用的标签预先做任何判断,而是关注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正如《圣经》中所言,“通过他们的行动了解他们。” 



 

 

 

 

 

 

 

 

人道主义传统



1856年,意大利索尔弗里诺镇(Solferino)。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i Dunant),为了让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批准一笔生意,专程赶到意大利。但是拿破仑三世忙于战事,无暇见他。杜南只好跟随拿破仑三世到了战场,亲眼目睹了法兰西和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之间的激战。这是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之一,伤亡数千,其中很多伤员完全因为伤口得不到及时的包扎、大量失血而死。被血腥杀戮震惊之余,杜南积极组织当地居民将伤员抬下战场。



此后,杜南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现代战争人性化一些。他本人很富裕,社会关系相当广泛,还十分坚定。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16个欧洲国家于1864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允许医务工作者进入战场;允许医疗物品的供应;认可并尊重著名的白底红十字作为中立的象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际法,而且完全由于个人的、非政府的想法和努力。《日内瓦公约》签署60年后国际联盟才告成立,90年后联合国才正式形成。



亨利﹒杜南,和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是一位基督徒。不过,他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发起的这项活动标示着人道主义机构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而成立的新时代。在接下去的150年里,涌现出了更多的此类机构,各机构的规模也稳步扩大。尽管对基督教慈善和博爱的传统绝无任何敌对,许多人道主义机构更倾向于强调“普世的友爱”和“人权”等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传统”。



同样的,其他几个最知名的机构也是为了回应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成立的。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率先成立的紧急救助儿童基金(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救助儿童会国际联盟),向中东欧各国派遣志愿人员,派发救灾物资。当时,获胜的协约国仍旧对德国实施惩罚性的经济制裁。埃格兰泰恩﹒杰布女士(Eglantyne Jebb),救助儿童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因公开散发名为“饥饿的婴儿”的传单,谴责英国政府漠视德国儿童的营养不良和饥饿,而被伦敦警方逮捕。最终,审判这个案子的地方官员本人为该基金捐了款。同时,杰布女士继续撰写《儿童权利宪章》,被国际联盟采纳,其后又成为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础。这是经过个人努力得以制定的第二部重要的国际法。



1937年,一位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英国记者创办了另外一个大型的儿童机构,国际计划(原名为“战争儿童培养计划”)。国际小母牛项目也是发源于这场战争的救助工作。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英国公民成立了牛津救灾委员会,为希腊平民提供救助。后来,乐施会(获名于牛津救灾委员会当时使用的电报编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救助和发展网络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在非洲尼日利亚东部比夫拉地区(Biafra)的战争促成了另一个领先的国际NGO——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立,它的工作方式新颖、独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是一些法国记者和医生,其中一些人曾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但是红十字会恪守中立的原则使它无法表达对冲突的谴责。当他们看到国际人道救援机构无法阻止在比夫拉地区发生的种族屠杀时倍感痛苦。于是他们着手创立一个紧急医疗救助机构,不仅提供直接的援助,而且还表达自己的意见,吸引公众关注人道主义危机,谴责践踏人权的任何行为。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促成了两家国际机构的成立。为被地雷爆炸的受害者制作假肢的法国医生发起成立了国际助残;一些美国人成立了拯救难民基金,后来更名为美慈。



除了人道主义机构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外,在过去的30年间,新的NGO纷纷成立,回应日益显著的全球环境压力和危机。一些环保组织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渊源。例如,1903年生活在非洲殖民地的一些自然主义者创立了大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后来发展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1895年,为了管理美国大都市的公共动物园,纽约动物学学会成立,后发展成为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着保育和环境教育项目。成立于1915年的美国生态学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开展众多项目。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外,还不断有新的、年轻的组织加入,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于1961年,希望成为“自然界的红十字会”;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 年,率先尝试使用法律手段终止杀虫剂在全美的使用;保护国际,成立于1987年,尝试“Debts for Nature”的交换模式。



上述这些机构都是“运作型”机构,也就说他们为某些特定的保育项目和试验包括政策试验筹款。其他的一些机构,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国际河网等则基本上属于“倡导型”机构,即倡导和团结公众支持他们的事业。为了影响政策,他们也经常亲自或委托其他机构开展研究,但是很容易将这类机构与“运作型”机构区分开来,因为它们进行的是“宣传”(campaign);相对应的,“运作型”机构执行的是“项目”(project)。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作型”机构,不论从事人道主义救助还是环境保护,近些年来都日益增加了对“倡导”角色的诉求,它们采用宣传的方式去提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从事紧急救助和发展的人道主义NGO——特别是那些更加关注长期发展的机构,已经开始强调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许多从某一环境问题入手的NGO也逐渐将人类发展视为环境保护的一个必要条件。人道主义NGO与宗教传统的机构和慈善基金会之间日益融合的趋势,将在下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和环保NGO的运作资金来自普通公众的捐款。最典型的方式是, NGO会招募一定数量的长期支持者,每月或者每年捐出一定金额的钱。这些捐款者来自各行各业,按照当地的标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很富有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类型的给予回应了基督教会长期以来的捐款的传统。)除了定期的捐款外,这些机构的部分收入还来自一些更大范围内的筹款活动,以及遗赠——许多人在制定遗嘱时决定将一部分个人财产,也许并不多,捐给他们最钟情的慈善事业;为了怀念亲人的逝去,家人更愿意让亲朋好友捐款给指定的慈善机构而不是到葬礼上献花。即使是读书的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也为慈善事业捐款和筹资。



在本土外的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的国际NGO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增长迅猛。每个月都有新机构诞生。无疑,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西方世界普通公众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加,也依赖于新的筹资技巧,如直邮(大规模的向目标家庭寄送慈善呼吁)。事实上,西方国家捐给NGO的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4——捐款与收入之比没有增加,但是由于收入本身一直在增长,因而公众捐款能够支持更广泛、为数更多的机构。如果有决心,拥有一定资源的个人或者团体通常能够建立一个新机构,并为新机构的运作找到资助。正好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想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人道主义的贡献,成立了好几个较年轻、规模较小的NGO,比如此目录中所列的四川农村发展组织、宁夏孩子、中国色彩等。

除了依靠个人支持者外,许多慈善机构也从企业中筹集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上讲欧洲的机构比美国的机构对于接受企业捐款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与环境破坏的关联。这反映了欧洲和北美在政治和慈善传统上的显著的以及长期的差别。即使许多人爱讲全球化,欧洲和美国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慈善传统



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腾飞之时,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积累财富,并很快超过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一些暴发的工业资本家捐出一部分个人财产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基金或基金会。尽管这类慈善行为在欧洲亦有发生,但是主要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全美国共有约6万5千家私人基金会,每年共计花掉3百亿美元5。

慈善传统



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腾飞之时,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积累财富,并很快超过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一些暴发的工业资本家捐出一部分个人财产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基金或基金会。尽管这类慈善行为在欧洲亦有发生,但是主要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全美国共有约6万5千家私人基金会,每年共计花掉3百亿美元5。

私人基金会通常靠创办人的初始捐款开始。捐款被用来投资,每年一定比例的投资收入以拨款的形式分发出去。指定的理事会成员依照该基金会章程中确定的目标决定拨款的去向。根据美国法律,基金会要想保持免税待遇,每年用于慈善活动的开支不能少于上一年度其市值的5%。如果投资管理有方,一段时间后该基金会的总资产会增长,因为投资收益的增长比例很可能高出每年必须花掉的5%。当然,资金管理不善或者股票市场缩水都可能导致某个基金会净资产的减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价值会增长,在美国,基金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稳定,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是基金会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都有显著的增长。

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早期最突出的慈善家之一。他是一位苏格兰织工的儿子,1848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宾州。12岁起,卡内基就在一家纺织厂里做工人,后来在匹兹堡办钢铁厂发了财。1901年,他65岁的时候,以4.8亿美元的价格(这个数目在当时十分惊人)将企业卖出,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散财中。他在英语国家中建起了2千5百多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还捐款给从事不同领域的多家基金和基金会,直到今天这些机构还支持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卡内基不仅把属于自己的钱散出去,还鼓励其他人效仿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他说道:“带着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富人们应该在去世之前处理掉自己的财富,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激进,但无疑源于他本人对欧洲陈旧的、不民主的权力结构的蔑视,在欧洲的权力机构中,土地财富、头衔和特权都将一代代的传下去。



卡内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阐明了一套慈善的哲学,不过美国的其他多位工业资本家也留出了大量财富用于慈善。著名的例子有: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捐赠成立了福特基金会;威廉﹒凯﹒洛格,从销售早餐燕麦中(他在帮老人医院的病人设计一种有营养的食品时偶然发明了玉米片)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及洛克菲勒兄弟,他们在石油业和银行业拥有的股份将他们造就成了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资本家族之一,并创办了好几家基金会。这种慈善的传统在今天的美国商业领袖中仍然强劲。新兴行业的成功者,如大卫﹒帕卡德(惠普电脑公司)、特德﹒特纳(创办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司)都捐款成立了几个主要的私人基金会。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这种慈善的传统为什么在美国一直如此强劲?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反映了对“国家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是恰当的”的非常有特色的、自由的看法。欧洲国家是建筑在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之上的,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社会责任关系,在很多欧洲国家,政府从17世纪开始就承担了扶贫、教育和对孤儿寡老的照顾。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然倾向于认为政府有广泛的责任,欧洲各国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通过征税和支出适度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从本质上讲是由一群先锋人士创立的,其中很多人为了躲避欧洲的贫困或者宗教迫害来到美国。美国人总是赋予个人自由以无上的重要性,免受政府的干涉也在个人自由的范畴之内6。因此,美国的社会结构从总体上讲是税收相对较低,政府的管理相对有限的,富人们自己决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回馈社会,而不像欧洲国家主要依靠税收机制重新分配私人的财富。(不只是富人。除了私人的拨款基金会以外,美国还有大量的慈善机构,他们从普通公众中筹款,据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者之一。2003年美国人共计捐款1837亿美元。7)于是个人的、志愿的给予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以及对艺术的支持中起均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欧洲,从国家到地方、城市的各级政府经常拨款建歌剧院、艺术馆和博物馆,然而在美国,这些机构的资金相当多地来自私人基金会而不是政府。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医院也十分依赖私人的捐款,但是在欧洲国家,这些机构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公共开支。

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慈善的态度和经历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点值得指出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他们提出了一套关键的问题,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新兴的NGO部门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分别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毫无疑问,中国会在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模式。 但是中国未来的模式会更接近美国模式还是欧洲的模式呢?其次,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讨论中国的公民社会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们是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谈的。这些问题非常宏大也很复杂,无法在这篇文章中说清楚,但是至少值得提出这一点。



私人的拨款基金会通常不把自己视为“NGO”。“NGO”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些私人基金会就存在已久了,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慈善圈子。但是在这本目录里,我们收入了多家基金会,这是因为从性质上看,他们显然是非政府的,他们对NGO的贡献也十分重大,绝非仅仅因为他们经常拨款给NGO。(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机构自称是基金会,如苏莽基金会和美国康巴援助基金会(请分别参见本书的188页和118页),都不是拨款机构,而是筹款然后自行执行项目。 )



各种传统的融合:NGO的基本分类



以上所讲的三种主要传统:宗教传统、人道主义传统和慈善传统之间相互融合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今在本国外开展工作的国际NGO的特点。(全球环境运动也许值得单独考虑,但是本文篇幅有限无法阐述。)这些传统之间决不是互相排斥的,而在很多方面长期有着交叠和混合。例如,一些拨款基金会的基础中显见宗教信仰;而几乎所有没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大致上都可以说成是“人道主义的”。同时,一些宗教机构雇用的专业工作人员并无任何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宗教信徒在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道主义机构中工作。



如果把这三种历史传统想象为三条不同的溪流,汇入了同一条河流的上游,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上一段话。值得指出的是,往下,还有好几个显著的支流。



首先,一些专家型、技术型的NGO已经发展起来,成为国际发展援助业的一部分。这本书里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如美国家庭健康国际、派特国际、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和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等。这些机构提供专业的、非营利性的咨询、培训和项目执行服务。它们的收入几乎完全来自政府援助方的合同和基金会的拨款。它们不是会员机构,一般也不在总部所在国家开展公众筹款、宣传或者“倡导”活动。而且,大体上这些机构支付给专业员工的薪水比得上私营部门付给他/她们的报酬,而不像宗教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的NGO通常给员工较低的薪水,或多或少明确地依赖员工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志愿精神”。总而言之,尽管这些专业的NGO是非营利的,希望实现的社会目标也无可指责,他们中的一些更像商业化的发展咨询公司(许多这些公司也有令人钦佩的社会目标)。刚 才举例时提到的几个机构都是美国的机构。在欧洲也能找到类似的机构,不过这种技术型、非营利性的机构在美国更加常见。毫无疑问,美国存在大量来自私人基金会和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援助方,尽管它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大的项目)的资助刺激了这类机构的发展。这些援助机构需要有效的专业机构来执行项目,因此他们经常指望甚至帮助创立此类非营利性的专业机构。欧洲也有类似的趋势萌芽,但是正如上述,欧洲仍然倾向于将NGO领域和商业领域比较明显地区分开来。



其次,一些原来只在创始国开展工作的机构逐渐开始在其他国家建立项目。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就是一例。尽管该协会的绝大多数资源仍然用在英国国内,它已经开始发展在其他国家的项目。这种进展非常符合逻辑:如果一个人关心动物,为什么只关心生活在英国的动物?在一个日益融合、“全球化”的世界,致力于某项事业的机构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追求既定的使命。



这一点对于环境机构来说尤其如此,环境机构自然地倾向于强调:全球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这类机构来说,专注于拯救世界上的某一局部,而听任其它地方处在危险之中是没有意义的。于是,环境保护论很快就扩展到全球。



许多环境组织是宣传性的机构,也就是通过公共沟通和争论而不是通过发展项目来影响政府、企业和普通公众的行为。这类宣传性的机构是整个NGO图景中另一个独特的且主要的组成部分。这本书里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少(尽管许多宗教传统的和人道主义传统的NGO作为对在发展中国家执行项目的补充,也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内从事宣传活动。)以宣传为主的或者纯粹宣传型的NGO通常需要一个当地的支持者群体,为这些机构的信息提供某种合理性。因此,对中国感兴趣的国际宣传型机构通常会设法与和他们有共同的关注点的中国本土机构(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NGO)建立联系,而不是开办自己的“中国项目”。作为例子,本书中介绍了宣传保护全球河流系统的国际河网以及加拿大的森林保护网络,后者宣传保护英属哥伦比亚的森林,但是发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需要扩展到中国的家具和建筑公司以及加拿大木材的消费者。



 

 

 

 

 

 

许多其它类型的国际宣传和倡导组织也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从残疾人权利(如康复国际)到发展中国家的工厂里的劳工状况(如欧洲的清洁成衣运动和美国的血汗工厂观察)。我们这本书里没有收录这些机构,部分是因为,严格地讲,他们还没有在中国开展活动,也因为关注中国的国际NGO可以多达数千,绝非我们十分有限的资源可以介绍穷尽的。



专业人员(例如律师、牙医或者教师)协会,也可以称为NGO。这些协会为推动职业利益和成员的发展而服务,也对所在领域的公共政策讨论有所贡献,通常也在制定本领域内的标准中起到实际的作用。例如,一个牙外科医生协会可能会制定牙膏的最低标准,该协会的成员资格很可能对于获得牙科行医资格十分有用。在过去的20年里,其他国家的专业协会与中国同类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长,所涉的专业领域也十分广泛,从物理疗法到监狱管理不一而足。显然,以分享和发展职业技巧和技术而论,这种沟通的繁荣局面对各方都有好处。同样的,我们这本书里也完全不可能囊括众多与中国有些关系的外国职业协会。不过,我们收录了直接支持中国新兴职业发展的两个机构,分别是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协会是一种特殊的自助或者互助团体。所有的社会都有互惠和互助的传统,如果没有这种传统,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确实值得怀疑。在美国,能吃苦的个人主义和自恃的移民文化总是伴以成立当地协会和互助协会的团体主义倾向,正如法国作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所言。19世纪欧洲的工会运动包括了实用的、互相支持的机制如购买者合作社(大量购买食品以降低购买价格)、储蓄协会和教育协会。不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农场主协会的发展既为农场主们提供非常实用的支持还在公共领域内代表农场主的利益。现今,经济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将所有这些结社活动总称为“公民社会”;不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是为了互相帮助而成立的新机构通常也被视为NGO。



这一部分NGO和公民社会的活动在这本书里几乎看不到影子——很自然,因为这些外国的机构是出于自助而不是帮助中国的目的而成立的。不过,我们还是收录了两个自助组织——香港视网膜病变协会和协康会作为例子,它们分别是由慢性病病人和残疾人家庭成立的。



最后一类可能被收录的NGO是数量众多的审视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并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许多这类机构附属于某大学或者政府部门,还有一些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我们不打算收录这类机构,部分是因为很难决定哪些确实能够被称为NGO(它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另外也因为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我们收录了一些附属于欧洲或者美国某些政党并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NGO合作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

这种模式起始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开始定期拨款给由国内四个主要政党各自成立的基金会,这样它们可以以各种方式援助战后重建工作。德国经济复苏后,政府继续支持这些基金会,它们就开始海外项目,例如支持研究、研讨会和一些促进国际间对话的活动,就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德国所有的政治性基金会在本书中都有介绍,它们都一直在中国积极地开展项目。



20世纪80年代,这个模式吸引了冷战时期最后一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注意,他正在寻找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价值观的新方法。因此,里根政府成立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从美国国会获得大约三千万美元的资金。国会的拨款随即转向其四个机构,其中两个机构——国际共和研究所和(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分别附属于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



我们收录了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的工作值得关注,它们通常与中国的政府机构紧密合作,相当多的工作与中国国际化这个重要议题(接下来讨论)相关。然而,它们不是人们很容易接受的NGO原型,即使对于西方人也是如此。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将此类机构收录进来的另一个很好的理由。中国NGO领域内的海外观察者和学者通常突出并喜欢嘲笑 “GONGO”(由政府组织的NGO)的存在,好像这种现象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是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常常成立一些半自治的机构并提供全额资助,这些机构在引导公共资金进入艺术和科学领域等很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德国和美国的政治基金会是完全独立的非营利机构,但是它们依赖政府拨款的事实有助于表明中国政府培育自己的NGO部门并非和国际做法大相径庭。



最后,我们终于能够简略地归纳出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国际NGO的类型,如下表所示。



国际NGO的简单分类

类 型 例 子 资金来源

宗教机构

世界宣明会、米索尔 、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 教会;个人支持者;公众筹款;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拨款

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机构



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国际计划、无国界医生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多个环境团体 个人支持者为主;公众筹款;政府和基金会拨款

私人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帕卡德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斯塔基金会、嘉道理慈善基金会 创始人捐赠的资金的利息收入

专家型非营利的咨询和项目执行机构

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组织、派特、美国家庭健康国际、沛丰中国 政府和基金会的合同和拨款

宣传机构 个人支持者;基金会拨款

政策研究思想库

政府和基金会拨款

专业协会 美国律师协会 会员费;政府和基金会拨款

互助、自助组织

香港视网膜病变协会;协康会 会员费;政府和基金会拨款

不同的合作模式和诚信



几乎所有的国际NGO都经常谈论“合作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合作关系”一词对于它们也有不同的所指。



拨款基金会向其他机构拨款,它们称受资助者为“合作伙伴”。一些大的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和李嘉诚基金会,通常一笔资助金额很大。这有效地使接受资助的“合作伙伴”局限为政府机构、大学和多边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有能力吸收和建设性地使用如此大额资金的机构并不多。这类基金会拨款金额巨大一方面是出于战略考虑,因为它们希望资助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管理方便的需要。为了保持非营利的身份,盖茨基金会每年必须给出10亿美元的资金。假如把这笔钱分成若干个单笔金额为5万美元的资助,就要求该基金会拥有一支不小的员工队伍来审阅计划书、监督和评估项目。



 

 

 

 

 

 

福特基金会也很大,但是它在美国众多基金会中是比较特殊的,在于它把相当多的拨款决策权赋予各地区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员工都是十分优秀的地区专家。每位项目官员管理自己的一摊子拨款项目,福特基金会充分信任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专业知识。项目官员凭自己的感觉确定政府或者非政府的合作伙伴,相信他们能够在特定领域内达到显著的发展影响力。合作关系在这里主要建立在每笔资助的协商过程之中。项目官员可能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与资金申请方磋商直到就具体的活动、目标和产出达成一致意见为止。一旦作出了拨款,受资助方承担双方认可的在执行项目中的全部责任,福特基金会要求定期汇报,可能也会对某些项目进行独立的评估,但是不会积极地参与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去。嘉道理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方式和福特基金会的方法类似。



值得强调的是,极少数基金会的工作方式是只审阅它们收到的项目计划书然后从中挑选出最好的。拨款几乎总是一个过程,从对某个话题有共同的兴趣到继续讨论项目的目标和方法。最初请求资金支持的申请通常标志着申请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一些基金会积极地劝说人们不要投机性地发计划书给他们,而宁愿自己寻找可能的受资助方,请他们提出申请。



“合作关系”对于运作型的NGO(不论源于宗教传统还是人道主义传统)的所指都不同于基金会。一些运作型的机构在提供服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些机构做白内障或者裂唇手术,另一些修建或者翻修校舍和诊所。(一些小机构在当地提供类似的慈善援助,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通常较高。)但是许多较大规模的运作型NGO认为自己的工作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因为他们的资金相对于需求来说不可避免地相对微薄,还带来了知识、技巧和经验,能够发展和展示出新的工作方式。因此,尽管这些机构本身是非营利性质的,它们通常热衷于尽可能紧密地与中国的政府机构合作,因为它们希望加强政府对于中国快速变化的情况和发展做出恰当的回应的能力。(基金会对“新的工作方式”也怀有和运作型机构同等的兴趣,但是基金会希望由受资助方提出这些新方式。)典型地,一段合作关系的开始首先是与一家当地的政府机构达成协议,然后在某个农村或者城市社区联合进行试点和展示。这个阶段的合作关系是具体的、实用的,政府部门和NGO的工作人员(包括NGO雇用和培训的中国员工)为了实现双方认可的一套目标共同努力,吸取彼此的经验,在进行过程中修正工作的方法。



一些资源状况较好的NGO尝试将展示性的项目和所在领域(可能是艾滋病预防或职业教育、江河流域综合管理)内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和当地及国家一级的政策制订者一起讨论。通常,NGO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各个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围绕着如何解决某个问题的解决更加紧密地在一起工作。



运作型NGO经常强调它们希望服务的社区/利益相关者与自身的合作关系。这一点发源于参与式话语的发展,NGO在推进参与式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一部分会讨论到这个话题。



这本目录中的不少机构在中国尚未设立办事处,但是它们依靠海外的办公室来管理“中国项目”。其中一些机构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集中于通过培训项目、政策研究、交流访问和考察团等形式改善(美中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其他的,如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和米索尔等德国教会机构,尽管是拨款机构,但是对支持中方合作机构的工作和能力建设很有兴趣。



一些国际宣传机构,如上所述,关注于找到和它们志趣相投的中国NGO、研究者或者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关系”主要是把这些中国人介绍到分享信息和想法的全球网络中。可能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在中国最不切实的(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也是最不想要的)国际合作的方式。但是,我想说,事实上,重要的是让全球争论中出现更多中国发出的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声音。

 

 

发展叙述/叙事的转变:从救助到权利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国际发展NGO是为了回应人道主义危机而成立的,通常也是从提供紧急救援物资开始(开展工作)的。(紧急救助)仍是国际NGO工作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因为较富裕国家的普通公众常常慷慨解囊,为回应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捐款,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市场上存在着对援助机构的需求。



不过,一些多次为饥馑、疾病和贫困等各种紧急状况提供援助的机构及时地开始试验较长期的发展项目,旨在触及贫困的根本原因。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NGO越来越积极地开展农村发展、培训、健康、教育、水和卫生等项目,并常常将上述内容结合起来纳入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中。(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全新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基督教传教之余也提供公共产品的传统中找到影子。)20世纪70年代早期,NGO圈子里不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授人以鱼,仅供一天;授人以渔,受用终生”8就很好地反映出这种转变。



 

 

 

 

 

 

正当NGO朝着这个方向演变时,由较发达国家的政府援助机构以及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出资的“官方发展援助”(ODA)9也在崛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很重要的因素驱动了国际发展行业的产生和成长。第一个因素是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也正是去殖民化的时期,发展援助被视为是欧洲各强国通过帮助新的独立主权国家繁荣起来,卸下对前殖民地的历史责任的一种方法;第二,美国对欧洲战后重建的援助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些人把这一点看成是全球“对贫困开战”10的一个有用的先例。第三,1945年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诞生为传递多边援助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机制。第四,冷战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感觉到的共产主义传播的威胁让这些国家特别关注在较贫穷国家保持它们的影响力,援助项目正是一种有效的建立和保持联盟的方式。



和这些“官方”的援助捐赠方相比,国际NGO的资金来源总是很小的,虽然如此,NGO在挑战对发展的传统认识和探索新的方式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应该牢记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正是战后这个阶段全新的发明。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划分世界。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被普遍接受,同时被接受的还有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发展指数”排行榜。 对于目前被归为“发展中”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划分从好几个方面都相当具有侮辱性: 它暗含“发展中国家”都是幼稚的,需要发展;暗示发达国家的天然的优越感,或者至少暗示着他们的成熟。而且更巧的是,所有的发达国家(至少日本在战后复苏之前)都是以白种人为主的。这种划分还预示着“发展中国家”渴望变成“发达国家”,包含了发展是向着一个单一的目标前进的直线过程,看起来“发展中国家”颇有希望真的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论各自的历史情况如何不同。所有这些想法,无论从道德上还是逻辑上看都是相当奇怪的。最让人感到惊讶是,全球这么多的人都认同世界是这样的,还以这种方式来谈论整个世界。



在与贫穷地区紧密合作的过程中,一些国际NGO开始怀疑,并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在谈论的究竟是谁的发展?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谁真正决定发展的过程?当一些国际NGO开展自己的草根项目时,它们也开始审视和批评大的援助机构的项目。它们发现:当时的官方捐赠项目主要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项目,把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单一体,旨在从宏观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穷人和贫困社区并未从这些项目中受益,某些情况下还受到了伤害。而且,这些项目倾向于进一步强化穷国为富国输出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角色,而不是帮助它们通过加工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也没有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好处依然保留在当地权贵阶层中,而鲜见渗透到穷人中。大部分援助是贷款和赊账的形式,尽管对穷人来说,这种贷款的条件比商业贷款要好,但是仍然可能导致将来的债务负担。 最后一点,许多官方援助项目以各种符合援助国的商业利益的方式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捆绑在一起 ,受援助国不一定从中受益。

一些NGO开始争论,援助应该直接针对贫困的社区,加强当地的生计、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NGO从自己在微观工作的经验中发现“发展”不是什么能够简单地给予被动的接收者的。只有社区积极地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项目才能发挥作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尽管援助是必要的,发展不能从外部而来,它必须尊重现有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



但是,事实上,授(男)人以渔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忽略了贫困国家的女性一般在生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因此,要理解受益社区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关系如何因为发展项目的干预而受到影响,就有必要进行“社会性别分析”。



而且,现有的鱼够捕多久?让一个村的鱼产量翻倍以至于下一代渔民无鱼可捕,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的说法由此而生。



更困难的事,许多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贫困者自身的无知和能力不足,而在于地方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渔民贫困的根源很可能是某些人(如他国的大的捕鱼舰队)已经把所有的鱼都捕完了,或者排出的工业废水毒死了鱼类,或者气候变化正导致鱼类移向其他水域。再举另外一个真实的例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农民还不得不与这一情况做抗争:许多富裕国家给予本国农民一定的农业补贴,降低了全球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而损害了全球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



这样,至少国际NGO社区的一些成员逐渐从当地和国际平等的角度来分析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可能会这样表达这一观点:“给一位妇女一条鱼,会养活她一天。赋权她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以实现可持续生计,赋予她社会权利让她有能力支付孩子的教育和卫生费用,然后她自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没有70年代的那个说法琅琅上口。



国际化和本土化



这本书里收录的绝大多数机构都发源于西方国家,总部也设在西方国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机构最了解,不过我们也努力收录了一些亚洲机构,包括数十家香港的机构。作为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沟通的入口,香港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商业领域如此,在NGO 领域也是如此。这本书的“西方”偏好也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大多数国际NGO的活动仍然源于富国向穷国的发展援助和慈善捐赠。不过,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慈善和人道主义传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国际NGO和发展机构的鼓励和支持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形成了本土的NGO部门。将来,很可能会有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NGO与中方机构联系并发展关系。



国际NGO在中国的项目是中国日益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NGO的)资金流入还是相对小的:根据这本书中的信息,经粗略计算,国际NGO每年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在1至2亿美元之间,很可能更接近2亿。无论是和中国庞大的人口相比还是与国际商业在华投资的额度(每年约为500亿美元)相比,国际NGO在华的社会投资总额相对是很小的。但是资金并不是全部,国际NGO对中国的思想多元化也贡献颇多。在这本书里,我们介绍了211个机构,每一个机构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们很可能可以扩展到300家机构)。各个项目合在一起提供了相当多的国际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例如培训、访问团、研讨会和会议等形式,尚且不提国际NGO和本土机构之间每天数以千计的会面和交谈,就某些具体的发展项目开展的讨论。这种形式的交流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学者和NGO从业者熟悉许多领域内不同的国际概念、标准和实践。



当新的想法和方式被采纳、变更和吸收融入新的当地语境中时,这种类型的国际化本身就表明了本土化的过程。发展NGO通常对它们带到中国来的机构的本土化没有(当然也绝对不应该有)敌意:它们积极地想把合作项目的“所有权”转交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它们希望它们创立的“模式”能被其他机构效仿;它们希望它们带来的“发展工具”被接受和使用。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居于核心的发展原则是可持续、参与和当地所有权,顺着这个逻辑延伸下去自然就是把工作通盘“转交”给完全拥有中国身份的机构。



一些中国人不太欢迎国际NGO,认为它们推动一个“外来的议程”,因此强调以上几点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听到中国本土NGO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刚才提到的观点,还抱怨国际机构和(中国本土机构)之间的竞争不公平。考虑到大多数国际NGO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要与中国本土的机构合作或者通过中国的本土机构开展工作,我觉得这种看法特别具有讽刺性。



绝大多数的国际NGO都对中国员工、政府及其他的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和潜能释放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中国,一些声誉良好的运作型机构如救助儿童会、世界自然资金会都雇用了数十甚至上百的中国员工,不仅有翻译、会计、司机,还不乏高级管理者和资深的专业人士,在实现机构既定使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一些机构如湿地国际,则规定只雇用中国员工。同时,如前文已论及的那样,拨款基金会(以及一些宗教背景的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为当地合作机构执行的项目提供资助。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国际NGO普遍强调授予和创造中国机构的能力。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 这里介绍的很多国际机构都在全球多个国家而非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拥有分支机构的国际网络。这些网络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个别的甚至超过一个世纪或者更久。这些网络很可能是由某个(些)杰出的西方国家的机构发起的,但是已经日益全球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吸收了会员机构。(即使是一些不拥有国际分支的机构,包括拨款基金会在内,也获得了较以往国际化多的身份。例如,许多机构从发展中国家雇佣员工和选择理事会成员。这些机构的身份来自于共享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不是与任何一国的联系。一些国际网络接下来会在中国成立分支机构。英国救助儿童会已经在积极地筹备此事。



为在中国开展工作而专门成立的机构很可能决定:取得一个中国国内的身份是未来继续在中国工作的最佳途径。主要通过资助中国合作机构来开展工作的国际组织会很自然地希望看到接受他们资助的(中国)机构能变得成熟起来,并逐渐自立。



本土化的趋势在上述所有不同的例子中都清晰可见,尽管未来的式样和进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NGO领域和公民社会被给予了多么大的空间让其发展和走向成熟。



本土”和“全球”之间变化着的关系



从另外一种角度出发考虑国际化,重要的是看到:恰当地说,国际NGO在中国致力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问题。环境保护是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例子。全球环境最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地方的环境受害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千里之遥的他国居民的生活。因此,各种类型的国际机构,不论是政府机构、多边机构还是NGO,都对帮助中国平衡经济增长和自然环境保护感兴趣,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对中国的恩惠,也是保卫自己的家园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环境问题上的逻辑很容易明白,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到许多其它领域。例如,艾滋病或者非典。细菌/病毒又没有护照,不可能在国境线上被挡住。因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想确保中国有能力控制传染性疾病。



然后,还比如司法改革和法治。在中国,许多国际机构在这个领域开展活动。它们的动机既有对公正的关注,很多情况下也是基于希望其他国家和中国做生意时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全球经济融合将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中国出现经济放缓或者社会崩溃,将会危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因此,不论哪个国家的人,都希望看到中国战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的挑战,不论是在乡村消除贫困还是在城市里推行银行业和财政系统的改革。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改变了它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被动的“资助/被资助”的关系转变为更加平等和享有共同利益的关系。中国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肯定会出现“官方发展援助”(ODA)大撤退的景象——实际上,撤退的迹象已经初显11。援助国的国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政府巨大的投资,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极度现代化(很有可能也看到中国赢得了相当多的奖牌!)后,会无法容忍本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他们会希望从他们的纳税流向更不发达的一些国家(而不是中国)。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和其他国家及多边机构的相关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政策讨论会继续下去甚至有所扩大,这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未来将更多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而不是借助“援助”和“技术支持”的项目。



如此一来,国际NGO将剩下怎样的位置?我想,它们中的许多仍然会在中国开展工作,或者说,与中国一起工作。确实,在接下来几年里,当国际NGO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是多么重要的分享知识、想法和技巧的市场,它们中会有更多机构(包括拨款基金会)希望开设中国项目。(而且,国际NGO在中国开始项目也日益容易,不是因为社团/机构注册和运作的管理机制的改善(从许多方面讲,这些仍是众人期待的),而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合作机构,它们都具备了和外国人工作的经验,对外国人也有相当的理解。)但是国际NGO和中国合作机构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很可能会改变。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学者、官员和社会活动家的能力的增强,都会加快本土化的步伐。国际NGO从援助国政府(已经开始削减在华项目)获得资助的机会逐渐减少, 这一现实的考虑也会推动本土化。 国际NGO会渴望把自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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