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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2012-10-22 09:49:21  作者:康晓光    点击数量:894


 

 


第一部分:引论      1、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至今日,市场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也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问题已经都有了答案,剩下的任务仅仅是修补和完善。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政治改革上。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六大”,并将完成最高权力的代际交替。在此敏感时期,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议论再度泛起。   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变化”,中国发生了巨变,广泛而又深刻。二是“不变”,共产党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局的稳定性经历了严峻考验。80年代动荡频乃,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局却出现了出人预料的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卷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可以自负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表现——“稳定中的巨变”或“巨变中的稳定”——不能不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奇迹”。   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它能够继续存在吗?它又将如何演变?具体说来,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于三个大问题:第一,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如何解决政治危机的?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第二,中国能否维持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会崩溃吗?第三,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会走向民主化吗?   在国内外的媒体、学术期刊、官方研究报告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和分析可谓“众说纷纭”,甚至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对立。关于改革时代的政治变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典型的说法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经演变为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 )。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基本上可以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稳定论”是主流,但是声音不大。“崩溃论”是支流,但是很热闹特别是在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一种观点是“不变”,即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的列宁主义体制。另一种观点是“变”,即中国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主要结论      本文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两个方面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稳定被理解为一种系统论中的“稳态”,这种状态来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适应,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群体联盟,带来了制度或政治的稳定。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在90年代中后期,新的制度或秩序获得了结构适应性,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之间的默契与相互耦合。与此同时,群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崛起,工农大众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放弃了原来的盟友,与新兴的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从而重建了统治的社会基础。新联盟的基本策略是,剥夺社会精英的政治权利,但是满足经济精英的利益,并与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通过这种适应性的整体结构变迁和重构阶级联盟,有效地化解了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危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秘诀。   这一切标志着,在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一个相对成熟的权威主义政体已经建立起来,它在结构适应性和群体联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并据此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体制在赢得稳定的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机。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结,导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这些问题威胁中国的稳定。由于中共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只有大众起而反抗,但是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已经具备了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一般不会引发致命的政治不稳定。但是一旦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势必引发全面的动乱,则稳定将不复存在。近期内,中国政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潜伏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在现实条件下,政治民主化还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是:在群体关系方面,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针对中国的现实,在道德重建中要强调“精英的责任和大众的权利”。“三个代表”既承认精英联盟,又强调大众的权利,完全符合现时和未来的需要。因此,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进行制度建设。如能达成上述目标,那么中国就可以赢得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本文的结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政治的变化,但是又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适度集中,即集中于广义的政治领域,包括国家权力、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上的结构适应性、群体结构、群体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从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这两个方面分析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结构方面分析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且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适应中寻找90年代中国政治稳定的根源。第四部分从群体方面分析政治的演变,探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联盟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第五部分分析政治不稳定问题。9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和阶级联盟,既带来了90年代和当前的稳定,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埋下了未来的隐患。第六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与“政治民主化”相比“政治行政化”也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模式,并提出了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具体方案。   本文的第二、三、四部分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为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奠定基础。第五部分回答第二个问题。第六部分回答第三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属于实证性研究,而属于实质理论范畴,目标是说明具体的社会事件,或是社会过程的特定类型。确切地说,本文是基于个人观察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有待通过实证研究给予验证的假设。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分析框架和逻辑,描述和解释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对政治稳定和不稳定同时并存这个相互矛盾的现象提出统一的解释。   据说《易经》的“易”字有三种讲法,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即世界是变化的,变化之中有不变的东西(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复杂,而且能够为人所认识。本文是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提纲,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过程,以“简易”的方式揭示这一过程中的“变易”和“不易”。      第二部分:分析框架      1、结构/群体分析模型      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流行理论来自亨廷顿[1]、普沃斯基[2]、奥唐纳和斯密特[3]等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经典作家也从西方经验出发,研究个人、群体、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尽管这些现代大师和经典大师的关注点、方法论、社会哲学预设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他们都同时关注制度方面和群体方面,并且从这两个方面探讨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发展问题。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组成社会的人分化为各种群体。同一群体的成员具有相似的处境,面对相似的问题,具有共同的诉求,因而具有采取协同行动的可能性。政治既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又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方式。政治秩序及其稳定与不稳定也是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在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时,群体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社会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个体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不能被还原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社会的各个部分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社会的各个部分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而且社会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意志和逻辑。我们不必接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全部假设,但是这些命题还是应该接受的。政治不等于社会,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其他部分对政治发展、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就政治论政治的方法论是行不通的。在这里,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视野,否则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由此可见,无视人的理性、需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理论是不充分的,同样,无视社会的超越于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的社会理论也是不充分的。需要打通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隔阂,建立一种融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提出一个“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社会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的复杂动力也是“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通过在结构和群体两个面向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政治的属性、政治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与不稳定。      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为结构分析提供抽象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对社会进行划分,即确定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揭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从结构的角度确定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条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可争议的奠基性的社会结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在此,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不妨称之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他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于一个因果关系等级序列之中,即经济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   葛兰西反对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经济基础依从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霸权”(hegemony)是核心概念。所谓“霸权”即“凭借纯粹的文化手段对社会思想生活的控制”。葛兰西指出,有效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还依赖霸权。当然,霸权并不一定属于统治阶级,因此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与其他阶级争夺霸权。[5]如果说马克思从功能上区分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葛兰西则指出它们分别对应于三个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   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模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经济的附庸。葛兰西尽管重视意识形态,但仍然承认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韦伯强调文化在塑造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化的作用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宗教革命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金观涛和刘青峰既不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认同韦伯的文化决定了,而是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社会的发展模式。他们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演化逻辑,即“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新——重建一体化结构”。[6]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社会才能稳定地存在与发展。金观涛和刘青峰也认为,当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相互适应时,它就处于稳定状态,否则就处于不稳定状态。[7]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解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条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理论工具。[8]帕森斯把社会看作一个人类互动系统。社会系统由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的存在需要一系列条件或输入,同时也有输出。子系统的输入或是来自自然,或是来自社会,即其他子系统。当社会系统的任一子系统所需要的输入都可以由自然或其他子系统的输出来满足时,系统就处于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社会系统具有维持生存的本能。此谓之“维续原则”。要保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或持续存在,子系统就必须履行某些功能,即“功能必备项”。在维续原则的支配下,这些功能必备项将驱使或要求各个子系统把输入和输出一一匹配。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具有趋向稳态的本能。简而言之,社会稳定的条件就是它的各个子系统能够满足彼此的要求。我用“结构适应性”这一概念来表示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满足彼此要求的程度或可能性。系统的结构适应性高,则社会系统稳定;反之,则不稳定。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三个子系统,它们分别对应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经济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当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能够基本上满足彼此的要求时,社会就处于稳定状态,否则社会将丧失稳定。      3、群体模型      如果说结构模型侧重于从结构方面分析社会及其稳定性,那么群体模型侧重于从群体方面分析社会及其稳定性。群体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确定社会的群体结构;第二,揭示群体与结构的关系;第三,从群体的角度确定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条件。   分化与分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分化与社会活动的专门化直接相关,而分层则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直接相关。分化与分层把社会成员组合为各不相同的“群体”。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资源”。由于分化与分层总是与资源占有差异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资源占有状况——占有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定义群体。属于同一群体的人,或是占有相同种类的资源,或是占有相似数量的资源,或是占有相似数量的同类资源。资源占有状况相似的人们,具有相似的利益,面对相似的问题,因而会形成相似的诉求,并且存在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所以,根据资源占有状况定义的群体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行动单位。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正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各个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或者说决定了资源在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在这里,“资源”把“群体”和“结构”联系起来了。但是,要想准确地把握群体与结构的关系,从群体角度理解社会的稳定性,还必须借助韦伯的“权力”概念。   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简单地说,权力使一个人得以控制他人。韦伯首先区分了“基于命令的权力”和“基于直接强制的权力”,前者为“支配”,后者为“强制”。他把支配定义为“一个有着特定内容的命令被给定的一群人遵从的可能性”。韦伯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支配,即“合法支配”和“不合法支配”。不合法支配指“凭借一种利益格局的支配(特别是凭借一种垄断地位)”,而合法支配指“凭借权威的支配,也就是命令的权力和遵从的职责”。韦伯更感兴趣的是合法支配。“(它是这样)一种情景,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即命令)应该会影响其他人(即被统治者)的行为,并且事实上也的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了被统治者,使他们在与社会相关范围内的行为表现如同已将命令的内容奉为圭臬,而又能完全符合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合法支配而言,命令必须被认可为一个“有效的规范”,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享。因此,韦伯指出,一个稳定的支配体系必须以某些价值观念为依托,它们为权力提供了“合法性”(legitimacy)。[9]也就是说,要维持一个有效的权力体系或资源分配格局,或者说统治者要使被统治者服从,或是借助暴力镇压(强制),或是满足其利益要求(不合法支配),或是通过劝说(合法支配),或是同时需要这三种要素的支持。   人本能地追求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群体也是如此。由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各个群体必然为争夺资源展开斗争。由于制度决定了资源分配格局,因此群体围绕资源的争夺必然表现为围绕制度的斗争。制度并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各个群体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处境是不同的。由于各个群体的资源占有情况不同,加之对制度的正当性的理解不同,它们对待制度的态度也不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和对制度认同程度高的群体会致力于维护这一制度,而那些处境不利的群体和对制度缺乏认同的群体则倾向于反对它。当拥护制度的群体的势力大于反对群体的势力时,社会就处于稳定状态;反之,社会则不稳定。   一般情况下,统治集团是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必然是制度的最积极的维护者。在这种意义上,稳定的制度就意味着统治集团拥有有效的权力。在多元社会中,统治集团单凭自己的力量往往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不要以为统治集团垄断了暴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要知道,尽管暴力是必不可少的权力要素,但是仅仅依靠暴力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集团需要建立跨群体的统治联盟(葛兰西所谓的“历史集团”),并借助这种联盟团结某些群体共同对抗来自联盟外部的群体的反抗。这种联盟对现行制度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可以扩大维护制度的群体的数量;第二,通过组织化提高拥护群体的势力;第三,减少反对群体的数量;第四,削弱反对群体的凝聚力。当统治联盟的势力超过所有对立群体的势力总和时,政治稳定就实现了。   那么,统治集团如何才能建立这种跨群体联盟呢?通过满足和劝说!群体对现行制度的态度取决于它的资源占有状况和对制度正当性的判断。一方面,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不仅取决于制度所确立的资源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统治者对待它的态度及相应的策略。统治集团往往利用政治权力垄断某些资源。它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改善某些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从而改变它们对制度的态度。也就是说,通过满足某些群体的利益要求,统治者可以换取对方接受现行制度。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意识形态改变某些群体对制度正当性的判断(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在市民社会建立霸权),从而使它们接受现行制度或减少对抗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劝说,统治集团可以使某些群体相信现行制度是正当的,从而与这些群体就资源分配格局取得共识。因此,联盟不是强制的产物,而是满足和劝说的产物。由此可见,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制度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统治集团运用暴力的能力,也取决于统治集团通过满足和劝说组建统治联盟的能力。   综合群体模型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政治或社会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结构适应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还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有效地运用暴力,并通过满足和劝说建立一个跨群体联盟,以使维护现行制度的势力压倒反对势力。这就是“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对政治稳定条件的基本理解。      4、变革的动力      马克思建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源发展论”。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相反,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外源发展论”。这一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变革动力在外部,更确切地说,变革的动力来自西方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表现为“西方冲击论”。韦伯强调“意义”对于人类行动的重要性,进而强调文化特别是宗教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宗教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不会自发地出现西方式的现代发展。[11]金观涛和刘青峰干脆就认为中国社会属于“超稳定结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外来冲击,中国只有永无休止的循环,绝对不会出现真正的发展。[12]   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内源论”和“外源论”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充分。我们需要一种综合。可以说,触发中国变革的因素,既有毛体制的内在矛盾,又有外部的示范压力。而推动改革持续发展的力量,既有外部的示范压力,又有社会制度的内在逻辑。但是,使这一切发生作用的则是人性——人的需要和理性。简而言之,示范压力、制度逻辑和人性构成了改革动力的基本成分。   当人类历史从“地区史”阶段进入“世界史”阶段之后,文明发展的逻辑就发生了一个“质变”。在“地区史”时期,人类被地理空间分隔为一个个孤立的群体,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独立发展。但是,进入“世界史”阶段之后,各个地区处于紧密地相互作用之中,谁也不能逃脱别人的影响和制约。全球规模的交往使人们可以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人们得以鉴别出能够最有效地满足自身需求的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制度的重新选择,其结果就是制度的变迁。毫无疑问,无视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就根本无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变迁。尤其是在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时代,要理解中国的改革就必须考虑外部影响,就必须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是一个系统。系统的各个部分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而且它们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指出:“一个社会系统产生于两个或更多个行为单位之间的互动作用。证明这个系统存在的基本标志是在各单位的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相互依存。因此,可以在这一系统的范围内追溯到任一单位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最后,这些结果又反馈到导致这些变化的那些单位。”[13]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是当改革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后,这种修复机制将失效,于是在“维续原则”的驱使下,系统将自发地远离旧的均衡状态,向新的均衡状态演变。此时改革进入了自我维持阶段,而发动者则丧失了对改革的控制权。在改革的中后期,这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推动改革持续进行的主要动力。   但是,如果失去了“人性”这个基础,示范压力和制度的内在逻辑都无法发挥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每个人都渴望过富裕、悠闲、文明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敬。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富裕的渴望,它才能战胜计划体制,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也正是因为民主政治能够比专制政治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承认、自尊、平等、自由的需要,它才能战胜专制制度,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确立。[14]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结构功能主义所揭示的“制度的内在逻辑”,用马克斯的话来说是“商品化”,而用韦伯的话来说是“理性化”。无论是“商品化”还是“理性化”都以人的理性为前提。所以说,人的理性、物欲和追求承认的内在冲动,是示范压力和制度的内在逻辑显示力量的“平台”。一句话,推动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蕴藏在人类的本性之中。      第三部分:结构分析      1、结构变化的动力      在最初阶段,改革主要是对“文革”的反动。“文革”的受害者们希望对毛时代的政治逻辑和经济方针进行有限的调整。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以恰当地看成是毛时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延续。他决意要用“以刘、邓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以毛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当然,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也对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此时,改革是最高决策者的自觉选择。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示范压力越来越大。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使计划经济的效率受到质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也动摇了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借助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便满足被统治者的物质福利要求,从而换取他们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为了赢得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被迫选择了市场化改革。第二,当市场化改革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的内在逻辑”开始发挥作用。第三,改革和开放唤醒了中国人压抑已久的欲望,也使他们了解了外部世界,从而激发了他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要求,这样一来,改革就为自己创造了支持力量和社会基础。相反,在这一阶段,政府扮演了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唤醒的力量“推着走”。对于它来说,改革仅仅是“以变图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   在外部的示范压力、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动下,改革进入了自我维持阶段。在经济领域中,改革不断深化,从“计划单轨制”到“计划/市场双轨制”再到“市场单轨制”。而且,改革并没有“适可而止”,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持续扩张。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总的来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更加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然而,改革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不是“总设计师”计划之中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他所希望的结果。其实,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伟大漫游”的方法论特征。      2、结构性变化及其结果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经历了从“单轨制”到“双轨制”再到“单轨制”的发展过程。改革的起点是计划体制。改革的策略是在计划体制中不断引进市场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种过渡性体制——“双轨制”。随着新因素的逐渐壮大和旧因素的逐渐消亡,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最终形成新的“单轨制”,即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经济改革率先在农村发动。改革从微观层面入手,撤销了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了家庭经营制度。宏观层面的改革紧随其后,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领域逐步引进价格机制。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获得大发展,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对农民逐步开放。可以说,到90年代中期,农村居民已经生活在市场环境之中了。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之后,城市改革于80年代中期启动。在微观层面上,在传统的计划部门内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赋予国有企业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并使其逐步走向“政企分开”,直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在传统的计划部门之外,打破“禁区”,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市场主导部门。在宏观层面上,通过不断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机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主要表现为逐步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发展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改革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建设与市场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样一来,形成了“计划主导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两种经济运转机制并存的局面。“双轨制”由此形成。在双轨并行阶段,旧体制受到侵蚀,而新体制日益壮大,随着新因素的逐渐壮大和旧因素的逐渐消亡,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的以确立。这意味着新的“单轨制”的确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场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加入WTO 则意味着“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时至今日,就经济改革而言,剩下的仅仅是“修修补补”的技术性工作。      政治结构的转变      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权主义体制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主义体制。   在市场环境里,政府无法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无法垄断经济资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的经济基础。市场也会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降低共产党政府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场还要求自由地参与国际贸易。因此,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意味着,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不再全面干预公众的个人生活,不再承诺建设一个理想世界,不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又意味着,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体制[15]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政府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因此取代旧体制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权威主义体制。由此可见,从集权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过渡,不是政府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   现行的权威主义政体具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消失,政治精英垄断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第二,严厉控制公共领域。[16]如今,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也放弃了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也就是说,“私域”已经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了。但是,政府并未放松对公共领域的控制,继续压制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八九”之后,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反对活动和独立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着手建立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合作主义(corporatism )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17]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第三,“发展性政府”,即运用国家权力支持经济增长。[18]对内,通过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手段,降低国内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利用关税、配额、进出口垄断经营、外汇和汇率管制等手段限制进口,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出口。第四,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而且政府也有决心和能力维护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意识形态的更新      中国的改革始于改造旧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因为,在一个政府主导一切、意识形态占据神圣地位的社会里,一切有意义的改革都必须从改造意识形态开始,而且只有在意识形态改造方面取得突破,并且这种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时,改革才能真正开始。改革始于意识形态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是人所周知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而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毛的神圣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必须改造旧意识形态,否则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这样一来,邓小平也就破坏了中共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   但是,摧毁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体制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来自“冷战”的结局。对于当今的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了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为了重建合法性,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在70年代末期就确立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权威主义政治的精神本质,即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八九”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变成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理性经济人”。中共的目标仅仅是“执政”或“掌权”。只要能维持或扩大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什么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都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党政官员的价值观也彻底“庸俗化”。对于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与权”。[20]这一切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彻底抛弃了旧意识形态。在世纪之交,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核心要素形成,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21]这一要素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成型。   但是,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要成为“有效的”,必须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在80年代,霸权并不属于党和政府,相反,它属于坚决反对政治专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倾向于激进。他们致力于思想解放,揭露专制政治的残暴,宣扬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进分子甚至主张“全盘西化”。80年代中期,“新权威主义”崭露头角。这一理论主张,在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专制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以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击。可笑的是,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睐。在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获得发展。总的来看,整个80年代,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可谓“势不两立”。这种对立直至发展为“八九”流血冲突。   90年代,形势发生逆转。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新权威主义再度兴起,而且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9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理论“集合”,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还包括新儒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尽管新左派理论蔚为大观,但其理论形态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论上的整合。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队伍在90年代迅速壮大。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和新左派的壮大,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与民间主流思潮合流,统治集团已经在市民社会中确立了霸权。      3、结构适应性的重新获得      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市场体制取代了计划体制;在政治领域,权威主义体制取代了集权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时期。是什么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呢?根据结构模型,社会的“结构适应性”决定了它的稳定性。这意味着,要发现90年代政治稳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系统的结构适应性。   为了分析社会的结构适应性,首先,要讨论各个子系统的功能或输出集合。一,市场经济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也带来了经济不平等。这些就是经济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二,权威主义政府创造了市场体制,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它还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公共政策(如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等)保护国内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体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这些就是政治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三,以新权威主义为核心的新左派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宣扬私有制的正当性,论证专制的合理性,强调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消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这些就是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输出集合。      表1: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的输入集合与输出集合      其次,要讨论各个子系统的要求或输入集合,以及输入与其他子系统的输出的对应关系。一,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维护市场秩序特别是私有产权。“转型国家”的市场还要借助政府实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对政府还有“额外的要求”,如贸易保护、压制社会运动、降低环境标准等等,以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些要求权威主义政体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市场要求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虽然政府维持了政治稳定,但是也制造了潜在的经济风险,进而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市场制度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一个能够证明市场有效性和私有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二,权威主义政治需要经济增长来满足被统治者的要求,进而获得他们的认可。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就业机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为政府缓解各种压力创造了条件。这些要求经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权威主义政体还需要通过论证专制的合理性来反对自由民主理念,通过宣扬渐进主义来反对激进改革与暴力革命,通过强调稳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三,新权威主义要确立自己的霸权必须保证自己的预言和承诺得到兑现。它要求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经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它要求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而且改革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要求保证社会稳定。

 

 


这些要求政治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但是,新权威主义也要求社会公正(限制腐败和不平等)。这一点政府做不到。这是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社会的结构适应性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总的来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一子系统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从其他两个子系统那里得到满足。这意味着,90年代的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结构适应性。这也是中国能够在90年代赢得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统之中。由于腐败、不平等、经济风险的存在,政治系统未能完全满足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要求。经济风险直接威胁经济系统的稳定。腐败和不平等则与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而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也是威胁未来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目前的结构状况,既为中国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孕育了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离的。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其二,没有政治民主就不会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但是,权威主义政体鼓励市场发展,拒绝民主政治,或者说,鼓励经济自由,压制政治自由。因此,权威主义体制存在内在的冲突,缺乏结构适应性,必然是不稳定的。   其实,市场必然需要的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笼统地说,经济自由对应的是所谓的“消极自由”,而政治自由对应的是“积极自由”,前者存在与私人领域,后者存在于公共领域。许纪霖指出:“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可能完全与政治民主无涉,相反,到是可以与威权主义统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一个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权主义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却与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仅仅获得私人领域的消极自由,是无法抵御威权主义的统治,迈向民主化进程的。”[22]“这难道不是在东亚社会每天正在发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受到国家保护,政府积极鼓励个人有发财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一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领域,涉及到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虽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壳,具有各种完备的自由选举程序,但执政党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个过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这样的威权主义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着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适、富足和物质发展的空间,在私人领域拥有相当的自由,但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普遍被剥夺了,更确切地说,是在‘东亚价值’这种开明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公民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23]      第四部分:群体分析      1、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      在毛时代,唯一的精英集团由党政官员构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则构成了主要的大众群体,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毛时代的中国属于波兰尼所谓的“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由中央指挥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盈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24]泽林尼指出,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权力则意味着被抛弃在精英阶级之外。[25]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和群体的政治立场也是影响群体在资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消灭的,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使他们处于社会低层,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表2:精英/大众结构的转变      注释:本文根据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状况(种类和数量)划分群体。根据占有的主要资源的种类,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党政官员群体、资产者群体、知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根据占有资源的多寡,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占有大量资源的“精英”、占有少量资源的“大众”和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贫困群体”。当联合使用这两种分类标准时,就把社会成员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和“贫困群体”。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后毛时代,社会精英崛起,精英集团扩大为三个,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一部分人沦入贫困群体,而一般的市民和农民则组成了普通大众。   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市场经济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贫困群体都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可以凭借资本获取资源,而“资本积累的铁律”则制造出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经济精英。市场承认知识的价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可以说,市场化改革的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是创造了两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集团——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市场体制中,一个人要挤进精英队伍,除了当官之外,还有经商和读书两条路。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没有造成精英的断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连续性。正如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并没有损害政治精英的机会和地位,“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26]这是因为,改革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双轨制”为借助政治权力谋求经济资源提供了机会,所以党政官员的收益非但没有下降,相反还增加了。   观察表2,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社会地位序列的“翻转”。改革使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再获新生,而且进入了精英阶层。资本家和高层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地位大幅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而工人和农民仍然属于大众,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其中的一部分人还沦为“贫困群体”。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结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维持政治稳定,统治者必须学习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和平共处,必须能够平息失落者的不满与反抗。为此,统治集团必须调整自己的群体联盟策略和意识形态,以便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      2、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力。在市场环境中,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家和经理群体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给前者带来权力,给后者带来财富。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能够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专制。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社会舆论,降低环境标准,中国政府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大量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27]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确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al )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 )中,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 )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他们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并据此从相关的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 )中,政治精英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进行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对经济精英进行掠夺。[28]其实,这四种模式同时存在于中国大陆。还需要补充第五种模式,即“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自己的亲属经商,或是亲自利用自己原来的关系下海经商。这是保持转型过程中精英连续性的重要机制。上述五种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可以说,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政府的敌人,因而一直受到政府的弹压。改革初期,为了批判老意识形态,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跃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毛体制的迫害,对旧体制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但是,党内改革派并不想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而是要进行有限的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精英分裂、[29]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日趋激进、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寻求建立联盟,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内部冲突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了80年代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直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流血冲突,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悲剧。   知识分子似乎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是,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却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   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激进势力受到重创。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名与利的诱惑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关怀。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如逮捕、驱逐出境、封杀、砸饭碗、降职、降薪等等),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如吸收入党、当官、安排进入人大和政协、提职、加薪、分房子等等)。   上述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妥协是远远不够的。“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一行动,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制度自身的逻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权威主义的假设,即权威主义政府会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知识分子认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样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能带来混乱、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民主。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们得以现实地、全面地、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30]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整体上发生急剧转变,一方面,极端思潮“边缘化”,马列原教旨主义派和激进自由派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左派”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

 

 


这一理论主张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变成了“未来的承诺”,从而巧妙地化解了“现实的冲突”。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建立霸权。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各个相互对立的集团之间,只有通过一种共享的意识形态才能实现和解。[31]由此看来,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标志着中共在市民社会里重新赢得了霸权;第二,它标志着中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和解或建立了联盟,而和解或联盟的基石就是新权威主义。      4、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可以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选择。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联合起来的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再掠夺”。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尽管大众分散无力,但毕竟不会任人宰割,加之为数众多,因此仅有掠夺和镇压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满足和劝说。所以,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大众的呼声,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出一些回应。“群众路线”是中共处理政府和大众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方法。[32]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宣称继续奉行“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开辟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过官方媒体、现代社会调查技术、设立市长热线和市长接待日、引进听证会制度、行政系统向城市基层社区延伸等等,中共新建了一系列了解公众需要的渠道。这些面向大众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使各级行政单位广泛地了解大众的需要,一方面可以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化解一些潜在的冲突。此外,为了满足大众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社会安全网[33],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维护了大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5、群体关系模式与政治稳定      在毛时代,针对当时的群体结构,中共制定了一套恰当的群体联盟策略,即联合工农大众,打击知识分子,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革改变了群体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中共不但需要他们的合作,还需要他们不断壮大。这意味着,打击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传统的联盟策略已经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出了适时的调整,放弃了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   联盟不是强制的产物,而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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