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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NGO崛起之路

2012-10-22 13:37:57  作者:杨团    点击数量:1070


 

 


在1999年“9·21”地震前,台湾NGO经历了12年曲曲折折的磨砺。

  今年4月21日我去台湾学习台湾农会的组织经验,6月19日凌晨才回到北京。我在台湾知道汶川地震,连夜赶写政策意见通过社科院上送。但是,还能为抗震做什么?我选择了实地考察台湾“9·21”抗震经验,力争将他们的经验带回来。

  我走访了“9·21”地震震中南投县的几个乡和村庄,访谈当地农民、农民组织和NGO(non- gover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特地参观了在雾峰一所中学废墟上建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9·21”地震教育园区(建了8年,2007年10月投入使用),还专程拜访了参与和指挥“9·21”抗震的一些关键人物,收集了几十公斤的抗震资料,随身携带回京。

  

  民众对NGO评价超过政府

  

  台湾“9·21”地震至今已9年。不过,上下一谈起“9·21”,都会立即提到民间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对民间的赞誉的确超过了政府。 NGO的主动和全面参与,成了“9·21”抗震的标志。从物资配给、心理咨询、社会工作到政策构建、捐款监督以及发起成立“9·21”抗震基金会,台湾 NGO的组织性、系统性、完善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都超过了政府,这一点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公认。通过“9·21”抗震,台湾NGO界形成了聚散有度的快速反应和应急机制。是“9·21”抗震这个机会成就了台湾NGO——有意识、有组织、有作为,能够号令全社会最积极的那部分力量站起来抗灾的社会主体。 “9·21”震后3天,台湾联合劝募协会,一个有很多NGO加盟的非营利组织联盟就开始了联合行动,直接派出资深社工到一线组织资源调剂中心,有组织地分发各地来的捐赠物资。7天后,经一位NGO律师提议,一个覆盖全台的NGO联盟的雏形铸就。第14天,这个180家NGO参与、简称“全盟”的机构就拉开架势正式办公了。

  一开张,全盟就通过表决建立了资源调配组和捐款监督组。捐款监督组负责向所有的捐款机构(包括政府)征信(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迅速发信、问卷和打电话,希望受访机构主动报告捐款物数额、投放地区、时间和数量。还没有投放的要公布计划,过一个月后再征信时要说明计划执行或者变更的情况,而这些,都按月公布到网站上。半年之后,全盟的捐款监督组公布了一份非常翔实的报告。据报告执笔者“中央研究院”历史所副所长谢国兴教授和台湾大学学务长冯燕教授告诉我,迄今为止,这份报告所披露的数据,是“9·21”抗震全台最完整的数据。政府没有做出来,而NGO全盟做出来了。而且报告的整体设计、资料征集方式、统计方式都非常完善。名律师、会计师直接介入,以增加公信力。在那个阶段,全盟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公权力,但有公信力。”

  台湾“9·21”抗震的民间捐款共有新台币360多亿元,其中,有140亿元通过各种渠道转赠给了政府。台湾社会认为,这些钱既然是老百姓捐的,如何使用就不能不让老百姓知道。所以,在“9·21”后半个月,全盟就倡议成立“9·21”抗震基金会,最后由政府立法成立。转赠给政府的140亿元,从政府账户拨到基金会的账户,用财团法人的机制,非常透明地使用这笔巨款。两年后“9·21”抗震基金会成立,全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向社会宣布解散。

  “9·21”抗震基金会继承全盟的精神,审慎地使用每一分捐款,直到9年后的今天,资金才基本用完。所剩的44亿,是当时基金会贷款给农户盖房的,经过9年的努力,重新站起来的农户大都将这笔贷款还上了。所以,捐款的使用方式是自助助人、透明高效。我在台湾的两个月内,“9·21”抗震基金会向社会宣布,基金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于2008年6月30日解散。

  从资源调剂中心到全盟再到“9·21”抗震基金会,台湾NGO一步一个脚印,步步掷地有声。而且,当这个群体能够做到聚散有度、开合有节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使命和能力已经具备了坚强的自信。

  法治精神是NGO的根基台湾“9·21”抗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法律为救灾运作的机制。

  抗震9年,台湾在安置阶段和重建阶段都有系统的规划,而且都作为法条公布,还有十分明确的、甚至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很繁琐的细则。所有的法条都明确了生效的时间。例如,“9·21”抗震基金会的法条规定,该基金会存在时段为5年。预估5年大约能把抗震救灾的工作做完,到那时,这个基金会就要解散。结果做不完,就又延迟到今年。可见,可以将基金会视为危机时期资源聚散的一种财务处理机制,它并不见得一定要永存。这种创新的思路就把危机机制法律化了。

  台湾大学的谢志诚教授是“9·21”基金会的执行长。我访谈他时,他就提出人类遇到的灾难这么多、这么大,需要研究一种为应急时期所用的法律机制。大灾难来临,全社会自发地汇聚资源,立即成立一个组织(基金会)迅速集中全民的捐助用来救灾,让资源配给做到迅速、系统、公开、公正和有序,救援结束,这个基金会就应时解散。若研究出这样的特别行动法的法律机制,大灾难就会成为这种法律启动的号令。

  我认为,台湾“9·21”抗震的过程已经在初步实践这个法律机制,只是还没有做到事先防御。法律本是后置的,如果这样做,法律就有了前置性、预防性,作用就大了,它等于直接宣布民众自发聚集民间财富奋起抗灾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一旦到法律规定的危机时刻,民众就可以迅速地依法行动。

  汶川地震触发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需要研究这样一种以法律为本的紧急救灾机制,为了这个目的,谢志诚在收集阪神、“9·21”和汶川地震的法律法规并进行潜心研究,希望几年后能够提出成果报告。

  谢志诚的构想对我很有启发。大灾难是全人类的苦难,需要所有人的臂膀来扛。每个人都要对解救自己和他人负责,而不是单单依靠政府。当然,政府的公权力这个时候所起到的作用最大,绝不可缺,不过,政府同时也有责任承认和支持来自民间的巨大救援行动。将民间救援纳入法治的轨道,的确是一种思想创新和法律创新,应该提出来共同讨论。

  

  知识分子主导NGO

  

  台湾NGO能做得这样出色,他们并非一夜长大。1987年“解严”,台湾政府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禁令,各式各样的NGO在台湾蓬勃发展。在 1999年9月21日之前,他们经历了12年发展历程曲曲折折的磨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可不看历史背景,将大陆NGO盲目地与之攀比。

  台湾的NGO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学者介入。他们的NGO负责人大多是著名大学的教授或者某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都是知名人士。他们将自己的理性、理念和追求成效的精神传给了NGO。这些人形成了不结盟群体,在NGO的发展方向上起了很重要的导向标和稳定器作用。这使得台湾NGO的发展方向一直比较健康。

  这些知识分子都有教职,在NGO服务都是志愿者,不拿工资,只有很少的车马费和会议补贴。他们介入NGO的程度很深,比如直接任执行长、副执行长,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他们有职有权,并不因为兼职、不拿工资就只说好话,怕得罪人就不作抉择。比较而言,我自己虽然也在很多NGO中任理事、顾问,但是介入程度没有他们深。很多事情看到不对,也想纠正,不过没有权力这样做。NGO请我们主要是做参谋而不是做决策。

  这些深度介入NGO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台大社会工作系的冯燕教授,一直是许多个NGO的理事,还担纲台湾联合劝募协会的主要负责人。“9·21”地震后,联合劝募协会在第一时间聚集人力,下到灾区救援,后来又为全盟搭台,在没有人为全局拿出必要的经费时,冯燕当机立断,拨出自己所在机构的资金全力支持大局。

  “9·21”全盟能在半个月内建立并聚集了180多个NGO组织,是因为有冯燕、海棠基金会的执行长陆宛苹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出头,调动他们所在的NGO以往的社会网络关系,迅速集结。为什么全盟能够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是全盟的一些骨干组织以往为台湾社会,为台湾老百姓所做的好事有目共睹。这些就是公信力的源泉。

  另外,全盟的策略也很有作用。这就需要一个社会声望高的人出来做总召集人。全盟的骨干组织开会,明智地选择了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教授做总召集人。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他的声望远高过做“总统”的陈水扁。台湾中央研究院等于大陆的社科院和科学院的总和,政府发工资,院长要由政府任命,所以,李远哲有着公权力背景。当然,李远哲是个旗帜,实际的事情由全盟的知识分子们做,执行长是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照这样看来,全盟并非彻头彻尾的民间组织,而是公信力和公权力的联盟。这一联盟后,这个只存在两年的民间组织就不需要登记注册了。

  参与NGO的台湾知识分子们,都属于台湾社会的主流群体。他们是在1987年解严后逐渐冒头并形成一个整体的。我看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化进程中,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物化到NGO组织过程中去。所以他们最后所做成的组织,不仅整体结构非常出色,具体细节也让人叹为观止。

  比如说陆宛苹,知识底蕴很深厚,是一个博士(公共行政)和两个硕士(社会工作、EMBA)学位的获得者,地震第三天就自动背起背包到第一线了。当时全盟还没有建立,秩序很混乱,她就马上找东海大学社工系,帮助他们建立了资源调剂中心,然后要求所有自动到来的志愿者第一步要到东海大学报到,接受很短的分类培训,然后立刻派出去。结果,将无序变成了有序。陆宛苹讲:不要说大陆秩序不好,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也一样,你们经历过的,我们全都经历过,现在要做的是怎样快点结束无序,走向有序。

  在台湾期间,我亲眼看到NGO工作的高效率。比如“9·21”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志诚教授,带了10个人作基金会,其中还有兼职的学生。谢教授领的是台大的工资,将80%的精力用于基金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多,工资不高,人事总成本相当低,但是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台大社会系的冯燕教授,多年前就做NGO的兼职工作,现在做大学的学务长,管理几万学生,天天忙到深夜。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她还做儿童福利联盟的副理事长,一个月一定要挤出一天为 NGO工作。就是这样一批人把台湾NGO的素质提上去了。

  汶川地震,冯燕在德国开会,她打长途回来,要参加台湾支援四川的抗震。大约半个月内,台湾的四五十家NGO组织建立了川盟——支持四川抗震台湾NGO联盟。我参加了他们的两次会议,感觉到讨论气氛充满民主,和我们的NGO开会不一样。

  

  大陆知识界极需自省

  

  抗震救灾是一个全民族的事业。尽管中国大陆社会的飞跃不会那么快,但是这次汶川地震是一个整体提升的信号,如何认识、保护和弘扬汶川地震中全体国民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是精神层面最重要的事情。中国的发展要有大的突破,首先在于人性的苏醒。

  市场经济是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好机制,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钱”为核心,金钱至上,是好坏并存。在二者并存的过程中,怎样往好的方向走?这就需要发挥人性的作用。其实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光辉,这次汶川抗震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重建中国的人文价值体系。

  我和台湾NGO的实施分子交往,总觉得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值得思考。大陆学界与台湾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以为,不同点在于,学界以什么为最高追求?将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置在什么位置?是在所有的追求包括学术追求之上还是只放在做人的底线的位置?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轨迹和台湾不一样。我们是跳跃式,台湾是渐进式。在我们,市场经济是突如其来的,做慈善公益更多是出于反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是有目的的去做,大都不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当然这一次汶川抗震大大地例外。而台湾在平日里也是如此。例如“9·21”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志诚虽然是民进党的,但是跟他谈话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他在内心深处的人性追求远高于他对政治的判断。他们对政治有底线,将人格追求或者人性放在最高的位置。

  实际上台湾知识界也是经过了较长的历史阶段和“9·21”地震这样的考验,逐渐整合起来的。我只是觉得,大陆的知识界非常需要自省精神,总要自己认识了问题,才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行为的改变。

  与一切物质的、技术的东西相比,人性当然更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诱惑很深,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大灾难结结实实地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现在和未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与政府、执政党、我们自己把人文价值的地位放在哪个位置,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在痛定思痛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不对的,哪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以改变的。抗震的热情和干劲能不能始终坚持下去?这不仅需要政府长远规划,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也要靠每个人的人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中评网、天则所策划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容宪强整理,经作者修订)

  原刊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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