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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中国教育坚守17年的美国人

2017-05-23 13:53:44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艺非凡    点击数量:1395

   

       他的名字叫David Deems,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丁大卫。他出生在美国一个中产家庭,读大学时,特意选择了中文,因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向往。1989年,大卫到北京大学进修汉语。在北京学习的那段日子,他对中国有了更特别的感情。回国念完古典文学硕士后,大卫选择了这一生的方向,那就是成为一名老师。

 

       仔细斟酌后,个性独立的他,决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教书。因为当时的他认识到,教书,就去最需要教育的地方,根据在北京念书时的印象,他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给中国偏远山区的孩子当老师。正巧,1994年在香港度假时,他认识了一个叫马丽的老师,在她介绍下来到珠海一所私立学校,成为了一名英语外教。

 

       一进那所学校,大卫就把校长震住了,对校方提供的居所极为不满。学校给他提供个人公寓,里面配备了空调、冰箱,远远好过其他老师的待遇。他直接闯进校长办公室,强烈要求住进教师宿舍。“我一个人不需要住这么好,我也不做菜,不需要冰箱,就想跟老师们一起块儿住。”校长感到非常不理解,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意愿,将他安排到七八个人同住的宿舍里。不过大卫还是觉得“不满足”,又主动要求降薪。在珠海执教一段时间后,大卫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因为这里毕竟是私立学校,相对来说,孩子们条件都不错,他需要去更艰苦一点的地方,给更有需求的人提供教学。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

       几经辗转,带着简历,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你好,我叫丁大卫,以前在珠海教小学生,现在想过来当大学老师。”看到大卫的简历,老师有点懵,在“喜欢从事的活动”这一栏,大卫工工整整地写着:为人民服务。

 

       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要办理相关手续,学校只能安排他住在办公室里,对于1米93的大卫来说,逼仄的空间,起居很不舒服。此外,学校无法给他发工资,但对这一切他都觉得无所谓,一直积极开展各种教学工作。等到学校给他定工资时,他又跟校方发生了“矛盾”:学校定的工资是1200元人民币,他主动要求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决定给他1000元,可他还是觉得4位数太高,最后经过双方“妥协”,工资定在了950元。

 

       在西北民族学院,他办火了一个英语角,主动帮忙联系外国人,帮大家提供更多交流机会。大卫风趣、幽默,真诚、友善,很快就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然而一边在学院里教书,大卫还在继续考察别的地区,想知道有没有更艰苦的地方。最后,他找到了东乡自治县,一个地处山区、十年九旱的地方,百姓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在全国56个民族中,东乡族的教育普及程度最低,文盲率高居榜首,九年义务教育人口比率倒数第一。大卫当即决定,去东乡!

 

       刚到东乡时,当地人对他并不亲近。东乡的闭塞也让大卫很苦恼,这个有着50万人口的自治县,封闭到大家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外面的人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这无疑将给工作带来巨大阻力,但大卫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在成为教育局聘请的教育顾问后,相关手续一办又是一年多时间,承诺的500元工资发不出来,大卫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极其简朴,一件衣服可以穿七八年,鞋子破了也不放在心上。面对经济压力和艰苦的环境,大卫始终坚持自己的内心。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地人开始亲近自己。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西北民院和东乡间两头跑,靠着零散的代课工资省吃俭用。

 

       在这两年忙碌的时间里,大卫通过自己的努力,翻新了东乡的7所小学,让200多名学生入校接受教育,尤其是当地从不读书的女童,第一次走进学堂,拿到课本。多少孩子的生活因此改变,知道了什么叫做篮球,也拿到了崭新的学习用品。尤其是对这个高个子外教,充满了喜爱和尊敬。8年的时间里,大卫为东乡自治县筹款修建了11所小学,请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身为教育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星期走几十里的山路,到每所学校查看学生入读情况,看学生们还需要什么,学校的教育设施还有什么欠缺。遇到有的孩子没有来上课,大卫会想方设法联系老师,或亲自去说服家长,让孩子念书。每到一所学校,他问得最多的就是: “学校还有什么需要我关注的?”“学生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老师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东乡的尹家小学,因为种种原因一度废弃。是大卫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终于让学校重新开课。他带着老师们挨家挨户把当初的孩子们找了回来,之后的入读学生增加了一倍。篮球架、水井、兵乓球台,所有设施都是大卫的功劳。学校里的老师都说:“真的非常感谢他,虽然这是一所简陋的小学,但这里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从这里得到改变。孩子以后可以读初中、高中,如果没有这所小学,一切都无从谈起。”除了修建学校,他还带着当地的老师们,去北京、珠海学习优秀经验。生活在封闭东乡里的老师,别说什么天安门、大海,甚至连绿皮火车都没见过。当他们站在天安门、鸟巢前,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大卫希望他们丰富自己的视野,然后把这份宝贵的经验,告诉学校里的孩子们,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努力,将来某一天走出东乡。

 

       大卫不喜欢被打扰,但为了筹集教育资金,他接受让媒体曝光自己。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户,收款人的名字叫“丁捐助”。从一开始四处寻求资助,到后来很多人主动捐助,8年时间,他筹集百万元,每一分都花在了东乡教育上。然而很多国人却质疑他: “那么多钱,谁知道怎么花的。”他一个美国人,条件那么好,来这么艰苦的环境到底想干什么?”面对质疑,大卫一笑了之:“确实有点难以理解,对吧?但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应该让更多的教育资源,用到更需要教育的地方。”十多年来,收到的每一笔钱,大卫全都记录在册,从哪儿来的,花在哪儿,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曾有个小学生捐了1块钱,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买了2毛钱信封、8毛钱邮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那个孩子。连这一点,账本也记得很清楚。每一次带老师出去学习,大卫都尽量合理安排每一笔费用。为了让更多的老师走出东乡,极力将每个名额的费用压到最低,以至于不得不转好几次车。2000-2008年,账簿记了6本,每一本还抄写了备份。

 

       一直忙于工作,大卫30多岁才遇到真爱。女孩Stacy同样是一位美国人。一次偶然机会,大卫到青海学习,遇到在青海民族学院执教的Stacy。大卫对Stacy一见钟情,三番两次找机会接近对方。2005年,两人回到美国结婚,随后,Stacy跟随大卫一起回东乡,一起为东乡的教育奔忙。Stacy和大卫志趣相投,生活朴素,两人住的是没有电器的小屋子,穿着打扮都和东乡老百姓一样,结婚时只买了一颗手工戒指,两人工资加起来才1200元。每个星期,Stacy就跟着大卫,奔走于东乡各学校间。对于大卫的选择,他的父母都表示理解。大卫一家人都从事教育,但只有他选择了到乡村。“我不是什么活雷锋,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这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应该让这里的孩子有书读。”2003年的国庆节期间,大卫的父亲曾到东乡看他,结果大卫拉着66岁的父亲,和另外两个70多岁的老汉,搬了整整三天的砖,为一所学校修建了围墙。临走的时候,大卫的父亲,留下了身上的钱。

 

       对于中国的教育,大卫一直在寻求平衡点。“美国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让孩子去背东西,更注重的是理解层面的,比如学习了一篇课文的道理,用自己的方式把道理写出来,或者让他用道理分析一个问题。我们更看重培养个人素质,培养他们如何对社会负责。教书、育人,这是两个方面,中国可能更注重考试、分数。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是对社会,一个是对个人。一个人懂事、懂道理,为社会做事,重视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这是我们放在第一的。”这么多年来,在小卧室的墙上,大卫一直挂着一面中国红旗。他之所以要挂这面红旗,是想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我是在东乡,他们想如何发展教育,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应该最大程度上支持他们。”很多老师私下里问大卫,“你想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大卫说:“我个人不需要回报,只希望孩子们接受应有的教育,做这样的事,我本身就快乐。”

 

       面对外界的赞誉和褒扬,长期以来不辞劳苦的大卫说: “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课不是我讲的,房子不是我修的,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个桥梁,伟大的是那些留守的老师,是那些对东乡并不了解,就愿意捐款的人。”大卫的心灵是如此纯净,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为中国教育奔走。

 

       自己过着无比清贫的生活,为孩子们修起一座座校舍。这样一个高尚、纯粹的灵魂,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尊敬。看到大卫,我们也该反思:当大家对金钱趋之若鹜时,对物质的欲望永不满足时,我们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人生的价值又如何安放?它是在追名逐利中成泡影,还是留下璀璨的闪光?《实话实说》的访谈中,崔永元采访完大卫之后说:“我们今天谈丁大卫,很多人是觉得他很特别,其实他的朴素,对事业的执着,都应该是每个人身上的本性,或者说是基本的品格。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我们重新谈起丁大卫的时候,就像谈身边每个普通人。那时候我们会更高兴。”那期节目,是2000年5月,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如今再谈丁大卫,我们还觉得他特别吗?17年前,崔永元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那样的品质,17年后的今天,实利成癖的时代,这样的人,仿佛还是个异类。到底还要走多长的路,“丁大卫”才能变成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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