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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政府的工作是有边界的,公益组织要不怕小,不怕慢,动起来

2017-07-11 10:56:53  来源:公益资本论  作者: 黎宇琳    点击数量:1082

       陈行甲曾任国家级贫困县湖北巴东县的县委书记,为了推动当地发展,他唱歌,录MV,高空跳伞,以这样的方式为巴东旅游代言,被称为“网红县委书记”。去年12月他辞去了官职,投身公益,先到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发起了一家旨在救助白血病儿童的独立基金会,最近还担任了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陈行甲


       精准扶贫的基础就是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更穷。

 

       党和政府的工作是有边界的,它们只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很多事情是力所不能及的,而且也不可能大包大揽。

 

       现在的精准扶贫,公益的气场是不够的。我们很少看到有非常成规模,成体系,成气候的公益行动来加入到精准扶贫这个领域。

 

       关于农村扶贫,政府和民间还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的社会组织客观上是不发达的,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力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我们的公益组织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能力上都很碎片化,不成体系,不成气候。它就是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的一个社会边缘的补充力量。

 

       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贫困户的主动对接,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组织,公益力量应该发挥作用,公益组织要主动作为,不要怕自己小,不要怕自己慢,动起来!

 

       ▲羊城益企赢《公益面对面》视频栏目第一期之对话陈行甲

 


       以下对话据上述访谈整理,经其本人审阅。

 


       精准扶贫的“地基”是精准识别

 


       黎宇琳(以下简称“黎”):你在巴东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官声是不错的,应该仕途上也还有上升空间,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点,选择了转型做公益,是怎么考虑的?

 


       陈行甲(以下简称“陈”):我主要是基于两点,一个是我在去年年底辞职,我正好任满了5年的县委书记,任满了一届,正好是换届的时间。我不是撂挑子不干了,而是我干满了一届,在正常交替的时间,我选择提出辞职。第二个我辞职投身公益这个行业,是我自己热爱这个事情,同时我也综合的很深入的思考了之后,我觉得我更适合做公益。

 

       怎么讲呢?就像你刚才说到,我过去的官声还不错,算得上是一个好官。但是在行政系统里面好官是很多的,不缺我一个。但是如果我来做公益,可能比做一个好官发挥的作用更大。

 

       黎:按我的理解,在我们国家大多数资源还是集中在政府,您在当巴东县委书记的您可调动的资源是非常多的。相较而言,公益机构尽管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力量还是很弱。你真的觉得你转型当公益,会比你当县委书记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陈: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在政府系统里面我做一个官员,特别是级别比较高的官员,我可以一言九鼎,我可以调动资源,可以调动很庞大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我承认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可以做。

 

       黎:很多人可以做?


       陈:有很多人,你把他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他都可以做,而且做的很好。但是到公益领域的话我觉得不一样,为什么我说我适合?


 
       第一,我是在一个非常偏僻困难的农村出身长大的。我艰苦求学走出农村,读了大学,甚至出国留洋,见了外面的世界。第二,感谢党组织的培养,我在基层工作多年,我当过县级市的市长,又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过县委书记,我亲身经历了、看到了太多的底层穷苦人的疾苦。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我就觉得可能我来做公益领域的事情,有可能发挥的作用比当官还会大一点。


 
       黎:你在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你是怎么扶贫、怎么发展当地的?

 


       陈:巴东县在湖北省是很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50万人口,有将近17万的贫困人口。贫困的现实是很沉重的。我任县委书记一届,五年时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扶贫。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大战略。而我在精准扶贫方面是有一些创新的,有一些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比方说,精准扶贫所有的基础,那个地基就是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更穷。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黎:还有假穷?


       陈:对。所以我在巴东创新的一个办法,就是“精准识别”。这个创新的办法叫开屋场院子会。这曾经上过新闻联播,上了6分03秒。怎么做呢?巴东山大人稀,老百姓住得很分散,以村为单位开会的话,基本上没法开。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让在20分钟、半个小时以内的路程可以到的十几户人以屋场院子为单位开群众会。我要求的是家家户户必须每户至少有一个人要到场。
 
       黎:为什么?


       陈:因为只有在全体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算的账老百姓才会认账。摆在全体老百姓面前一起来评价,我们这个村哪些人是真贫困户,哪些人应该入这个贫困户的册子。过去如果说存在一些村干部优亲厚友的情况,在全体老百姓的眼皮子底下摊开,就都明白了。巴东县的屋场院子会开了5100场,我要求每一场屋场院子会都必须有县里面或者是镇里面的干部到场。我之所以能够受到党中央的表彰,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最主要的成绩实际上是在扶贫工作方面。

 

      


       黎:我留意到,中央对精准扶贫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尽管如此,依然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民间慈善力量能否参与进来呢?

 


       陈: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对精准扶贫的投入这么大,但是在推进过程中间,党和政府依然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很深的。比如说,扶贫政策如何到户,到人,这个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党和政府的工作是有边界的,边界就在于党和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打个比方说,就是像一个人体里的主血管,那是党和政府来把它铺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的毛细血管,通到千差万别的家庭,这些毛细血管其实是党和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而且也不可能去大包大揽。


 
       黎:你意思是,政府不应该管太细吗?或者管不了那么细?

 


       陈:不是不应该管那么细,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管到那么细。比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战略叫“宽带进村”。就是把网络这些基础设施都连到村里面了。如果做到这一步,党和政府的职能就完成了。但是,宽带进村之后,老百姓怎么学会熟练使用网络?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这就是毛细血管的工作了。


 
       黎:这个是民间力量能做的吗?

 

 
       陈:是民间力量能做的。我们国家这次精准扶贫要脱贫的人口有七千万人。这七千万人难道全部要靠党委政府的公务员去一对一去帮吗?我们有那么多人吗?没有的。基层有这样的情况,叫“干部对贫困户要包到户”,但是包到户,又没那么多干部,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就是一个干部包很多户,包七户,八户到十户。然后呢?干部不够,把这些工作人员,就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比方说教师,医生都派出来“包户”,但这基本上是形式。事实上,干部很难做的,精力根本就顾不过来。


 
       黎: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动力。

 


       陈:对,以我的工作体会来讲,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贫困户的主动对接。贫困户不要躺着,我是穷人我怕谁,我反正等你来扶我,我不脱贫的话你交不了帐,不能有这样的心态。贫困户的主动脱贫意识,这个一定要跟上。第二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组织,公益力量应该发挥作用,而且可以发挥作用。


 
       黎:怎么发挥作用呢?

 


       陈:现在的精准扶贫过程中间,公益的气场是不够的。我们很少听到,很少看到有这种非常成规模,成体系,成气候的公益行动来加入到精准扶贫这样的一个领域。


 
       但其实,这当中有很大的空间。比如,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农村的父母必须要出去谋生,他出去谋生的话就必然会造成骨肉分离。你让党委政府怎么做呢?党委政府能做的就是改善教学的条件,改善交通、医疗,让留守的孩子们的基础条件能够好一点,但党委政府不可能说考虑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就不城市化,不鼓励农村的青壮年出去打工了吧,那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这些留守儿童,他们心里的孤独,成长过程中的困扰、苦恼,政府怎么管?这些事情正是公益组织的空间。


 
       黎:这也正是很多公益组织正在做的。但我留意到,关于农村扶贫,目前似乎是政府一条线,民间一条线,而这两条线之间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化学反应没有发生,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我们国家客观上说社会组织是不发达的,特别是相对西方国家来说的话是不发达的。我们过去习惯的工作方式,党委政府再加上市场,我们习惯于用这两个力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过去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第一个问题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公益组织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能力上都很碎片化,不成体系,不成气候。它就是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的一个社会边缘的补充力量。

 

       公益组织要主动作为,别怕小别怕慢

 

 
       黎:很多社会力量目前就处于比较碎片化的阶段,可能一两年内也没办法马上提升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准,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等到长成参天大树之后,才参与扶贫吗?

 


       陈: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是从党和国家的政策层面,还是应该鼓励号召公益组织参加精准扶贫。可以给公益组织一些政策上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要主动作为,不要怕自己小。


 
       黎:我了解到,不少公益组织到农村扶贫,有时会遇到当地官员的阻力。好像有人来扶贫,就揭了一个地方的短。公益机构往往只能够找一些相对比较开明的官员合作。你做县委书记出身,您觉得这个局怎么破?

 


       陈:我感觉可能有基层官员有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认识,但是应该很少。如果在贫困地区任职你还因为怕露了怯,露了贫,用这个原因排除公益组织的帮忙,我觉得他是脑子进水了,他根本就不配披着我们共产党人的外衣。


 
       这个(拒绝公益组织进入)应该不是普遍现象,我不排除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


 
       黎:可能有些公益组织并不太清楚政府运作的逻辑,你能给他们提些建议吗?

 


       陈:别怕小,别怕慢,动起来。


 
       黎:你现在打算成为一个职业公益人,对自己即将要展开人生的下半场,你有什么期待?

 

       陈:我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马蔚华主席曾说过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良治需要四根柱子,一是有改革意愿的政府。二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三是能够良性监督的媒体。四是有博爱情怀的公益。其实你看在西方发达社会里面,这四根柱子的话相对是差不多粗的。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说前三根柱子相对是比较粗的,第四根柱子相对比较细。


 
       所以,我们国家的公益行业面临一个很好的时机,加上现在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我觉得公益组织应该有所作为。至于我个人,我选择在这么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投入这样一个领域。然后我也来对了地方,我最后选择了深圳。在深圳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里面,我对于自己个人未来的公益人生还是充满信心,我相信我能够在公益领域做一些事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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