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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规模化,就要被边缘化

2018-01-04 10:34:58  来源:社企论坛CSEIF  作者:顾雷    点击数量:2141

       首发于 12月12日《人民政协报》10版,略有改动
       原标题:试水规模化——扩大社会服务供给的“必然之路”

 

       方树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问题问倒。

 

       他参与创办的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简称“十方缘”)发展迅速。2014年,这家机构在北京市服务了4000多人次,占据95%的市场份额,这让他十分开心。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位理事问方树功:“服务中国4000万有心灵呵护需求的老人是十方缘的愿景还是目标?”他回答:“是目标。”理事追问:“4000万除以4000,还需要1万年才能服务好这些老人。怎么解决?”

 

       方树功那点自得的情绪一下子没有了。

 

       此后他一直琢磨的是“如何实现加速”,实现产品的规模化。

 

       今年11月末,当他在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公益产品规模化的中国实践”论坛现场分享故事时,十方缘正在为全国45个城市的老人服务,而其参与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已在全国开展了25场路演活动,吸引了2700家社会组织参与活动,签约合作意向为1115单。


 
       补齐短板才能不打“独球”


 
       产品规模化之路并非所有公益机构都愿意尝试。与企业销售规模越大利润越高不一样,公益产品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机构成本的上升——需要更多人员、经费等资源。

 

       公益产品“爷爷奶奶一堂课”在2017年扩展迅猛,创始人贺永强看起来春风得意,实际上,他坦承产品规模化后机构成本仍难消解。一些强调“小而美”的人士依据同样的理由反对规模化。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规模化并不绝对导致成本上升。

 

▲ 爷爷奶奶一堂课 图片来自网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规模化是指各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在组织规模不做相应扩大的前提下能够成倍地成长。贺永强等人更在意的其实是公益机构与捐资人之间话语权的对等——如果资金使用方面没有那么多严苛到令人发指的框架与条款,公益机构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管理费。

 

       马庆钰注意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描述,多了“共治”两个字。“共治”意味着要完善多元治理,补齐结构短板,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这就好比一支球队的5个队员都发挥作用,不能老是靠政府‘打独球’。”社会组织需补齐信息不对称、项目落地能力弱、难以扩散和复制等方面的短板,因而规模化是必然之路。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最近与某地民政部门交流得悉,当地拿出两亿多元人民币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却只花出去7%左右。他感叹:“社会组织太弱了。公益不求规模化,就只能被边缘化。”


 
       从“1万年”到“10年”


 
       2014年那次会议之后,方树功和团队用半年时间走访全国优秀公益组织,发现很多同类机构缺乏技术和资金。他们用3个月的时间,利用微信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吸引215人众筹资金,于2015年成立了十方缘公益基金会,每年资助10家致力于老人心灵呵护的机构发展,目前已支持了25家,“服务速度比以前快了10倍”。

 

       方树功刚有点“洋洋自得”,就有人告诉他,一个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总量的3%,才有可能得到系统的解决,顿时让他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路还很长。

 

       去年11月,十方缘成为“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品牌创建机构”,获得咨询、培训等方面支持,逐渐找到了新的规模化路径——为社会组织提供培训交流服务。为此,十方缘联合25家公益组织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和行业组织,制定行业组织标准和培训标准,通过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团队的服务质量。目前,十方缘已为全国45个城市的58个组织提供培训,这些机构每天都在为老人服务,方树功很高兴,因为“培训义工的速度又提高了10倍”。

 

       从“1万年”缩短到“100年”,十方缘还在努力寻找突破点。他们发现企事业单位、高校、社区有很多人想加入这项事业,却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技能,于是将长达半年的义工培训课程压缩成半天,做成“陪伴一堂课”,让培训对象迅速掌握陪伴老人的方法。

 

      “目前培训的订单天天不断,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50多名讲师,有的‘档期’已排到明年5月。如果100个人听了课,其中有1个人成为专业义工,我们解决问题的速度又可以提高10倍,从‘100年’缩短到‘10年’。”方树功说。


 
      “秘诀”在于抓需求、可操作


 
       这一年,感受到规模化带来发展机遇的远不止十方缘。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黄庆委用4个指标衡量规模化成果,得出的数据十分喜人。这4个指标分别是:落地机构数、直接受益人数、服务县市数量、撬动资金数量。

 

▲ 绿色潇湘“河流守望者”在洞庭湖上观察江豚 © 顾左右

 

       以“落地机构数”为例,增长最快的是“公益小天使”,目前该产品已在全国293个城市运行。另一个例子是南关厢素食馆,这是一家社会企业,目前在全国已开12家店,单店年盈利额为30余万元,创办者将利润用于慈善事业。

 

       黄庆委认为,“公益小天使”规模化的“秘诀”有两点:“一是抓住了社会痛点;二是制订了细致的操作工具手册,拿了就可以用。”

 

       每个产品的规模化之路面临的困难不一样。比如,“爷爷奶奶一堂课”面临文化多样性的挑战,北京的内容拿到河南就不适用,这导致乡土教育项目推广时难以成为边界清晰的产品。贺永强特意强调可操作性:“内容不一样,但是流程一定是一样的。我们制作规范的流程操作手册,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这是规模化的基本路径。”

 

       贺永强还意识到,恰恰是由于文化多元的特性,规模越大,项目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更加五彩斑斓,无形中将夯实和增强人们支持乡土教育的信心。


 
       改变地方公益生态


 
       这一年,田帅尝到了规模化的“甜头”。他创办宁夏昊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曾做过养老、青少年和儿童项目,却难以做大影响力。

 

       越是反思,田帅就越感觉自家机构“像一个小卖部,缺乏批发商的供给”。对接“中国好公益平台”后,“爷爷奶奶一堂课”等项目被引入,这家“小卖部”不缺“好货”了,仅仅半年多时间,在项目落地、签约、学习、培训等方面实现了成长。

 

▲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中国好公益平台披露了规模化一年的信息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推动“中国好公益平台”落地,山东社创执行理事张健奔走了1年,一方面与政府“交朋友”,提供咨询和支持服务;另一方面,要为社会组织对接政府支持,“给予老的公益组织短期内突破存量的预期,帮助有了‘小野心’的伙伴研发新产品”。张健感觉很事情很繁琐,却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角色模糊的第三方智库,它的凝聚、链接和黏合作用,可能也是地方公益生态发展的重要元素”。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越来越多,而县域层面的社会组织大多处于初创期,仍处在“求生存”的阶段,“中国好公益平台”带来的优质产品,恰恰解了两方的“饥渴”。

 

      “别人做了5年、10年的公益项目,已有成熟模式和经验,可以帮我们解决同样的社会问题。” 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副部长符俊杰说,“政府部门能做的就是推动政策完善和政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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